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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清代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哲学

明清之际的杰出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明清之际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三大思想家,即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

1、黄宗羲:黄宗羲曾参加反清斗争,后终身不仕,著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等。

在哲学上认为“理为气之理,无气则无理”,批判了“无能生气”和“理在气先”的观点。

在政治思想上猛烈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认为君臣关系应当是大臣协助君主,共同为百姓服务。黄宗羲还进一步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制。他指出,专制帝王的法,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统治而制定的,因而是非法的。黄宗羲认为,在法治的原则下,可以不废除君主。但“天下不能一人而治”。

在经济思想方面,他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驳斥了轻视工商业的传统思想,指出工商业和农业一样,“盖皆本也”。他认为有关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应该受到保护。

黄宗羲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和他所提出的工商皆本的思想,反映了工商业发展后市民的一些政治要求,带有初期的民主思想的色彩,在当时是进步的。

2、顾炎武:

顾炎武号亭林, 江苏昆山人。既是思想家,又是著名学者,具有高度的民族气节。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和《亭林诗文集》等。

在哲学上提出了“道寓于器”的命题。顾炎武的哲学思想有唯物主义的成份。

在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 主张限制君权,扩大地方权力。“亡国”与“亡天下”区别开来,认为“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在治学上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言。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主张。

3、王夫之:

王夫之湖南衡阳人。他也曾参加抗清斗争,他的著作很多,主要的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内、外篇》、《黄书》、《读通鉴论》和《宋论》等。

在宇宙观方面,王夫之认为宇宙万物是由物质性的气构成的,整个宇宙充满了这种物质性的气。

王夫之在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斗争中,建立了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他强调人的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对象;但客观对象并不依赖主观认识而存在。

王夫之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中还包含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对立统一之中,都是在不停息的运动变化中的。

王夫之的历史观也有不少进步的因素。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可寻。他把历史发展的总趋叫做“势”,把发展的规律叫做“理”,提出“在势之必然处见理”。

王夫之还批判了宋明理学提倡的“去人欲,存天理”的唯心主义道德观,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主张满足人生的物质要求。这些在当时都有一定的进步性。

这三大思想家的贡献各不相同,黄主要在政治上,顾在治学上,而王则在哲学上。但作为同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他们也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他们都是唯物论者,反对封建专制,批判封建君权,都主张地方自治,提倡政治民主,同情人民等等。

4、反理学的思想家颜元、戴震  

颜元的主要著作有《四存编》、《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习斋记余》等。

颜元坚决反对宋明理学家的唯心主义的“天理”论,反对“理在气先”说。

对宋、明理学家的先验论的认识论,颜元也大力抨击。宋、明理学家抹杀客观事物和具体实践,强调认识方法是读书、静坐和反省,主张脱离客观实际去寻求天理、良知。

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颜元反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虚伪说法,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主张把利和义结合起来,

戴震安徽休宁人。曾参加过《四库全书》的纂修工作。他的著作很多,内容包括算学、天文、地理、声韵、训诂、哲学等方面,后人编为《戴氏遗书》他是我国十八世纪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富有战斗精神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戴震的唯物主义思想,首先表现在他对“道”的理解上。他说:“首,指其实体实事之名。”肯定道是物质性的实体。

戴震对程、朱的“理在气先”、“理是气的主宰”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理”只是“气化”的条理,即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规律。

在认识论上,戴震也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物质是感觉的来源,感觉是物质所引起的结果。

戴震对理学家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程、朱理学是“以理杀人”,这比“以法杀人”更为残酷。

考据学和史学

1、考据学  

考据学即清代所谓汉学,又称朴学。其内容主要是从文字音韵、名物训诂、校勘辑佚等方面从事于经书古义的考证,并由此推广到其他书籍。

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主张学术要有关当世之务,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弊病,提倡汉学。稍后于顾、黄的阎若璩、胡渭诸家的著作,树立了考据的范例。胡渭精于经义,尤精舆地之学,他所著的《禹贡锥指》和《易图明辨》,在辨别古书真伪和提倡疑古精神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阎若璩更是一位著名的考据学家,他于经史,亦精于地理。他沉潜三十年,著《尚书古文疏证》一书,用比较严谨的考据方法,证明古文尚书是东晋人伪造的。从阎若璩、胡渭开始,逐渐形成一种脱离社会现实、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这种学风,到乾隆、嘉庆时期更加盛行起来,形成考据学派,称乾嘉学派。

乾嘉考据学派主要分为吴、皖两大派。吴派以苏州元和人惠栋(1697年――1758年)为首。他著有《古文尚书考》、《九经古义》等书。他们的治学方法是信家法而尚古训。皖派以戴震为首。他们在治学上比较富有创造性,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对中国古典文献的整理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昶、毕沅、钱大昕、王鸣盛等。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是文字学研究中的里程碑;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是训诂学的代表作;王昶的《金石萃编》是金石学的代表作,而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则是史籍考证方面的力作,对学术发展都有一定的贡献。

意义:乾嘉学派从事的校勘、辑佚之学,对整理古代文化遗产建立了功劳;而疑古、辨伪之学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人们对儒家经典的迷信与盲从。但另一方面,乾嘉学派在发展考据学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脱离现实生活、回避社会矛盾、眼光狭窄、思相闭塞的流弊。因此,嘉庆以后,考据学走上了衰落的道路。

2、史学  

清代史学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官方组织修纂了一大批很有价值的著作,如《清实录》、《明史》、《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以及“续三通”和“清三通”等等。这些著作卷帙浩瀚,资料丰富,都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二是出现了大批私人撰述的各种体裁的史学著作。编年体有谈迁的《国榷》、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体有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等。学术专著有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等。至于地方志更多达七千余种,不胜枚举。

三是出现了一大批考证、校勘之类的史学著作。如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十嘉斋养新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等。

《明史》:1679年(康熙十八年)以徐元文为监修,开始编修明史。到雍正年间,张廷玉为总裁,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以修订改编,最后完成了明史的纂修工作,这就是现在流传的《明史》。

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开辟了研究学术史的新领域。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许史方舆纪要》,以及《大清一统志》、《盛京通志》和各地编纂的地方志,都有权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由于考据学的影响,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也都用考据方法,整理和解决了古代史的一些问题,对于后人有很大帮助。

乾、嘉时的史学家章学诚,有很深的史学造诣,著述很多。他发展了刘知几的史学思想,主张修史要有“史意”(即史观)。他的史学批评著作《文史通义》,提出了“六经皆史”的看法,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清代对图书的整理和编纂

1、清代文献编纂学的盛况

清代,官方组织的文献编纂工作工程浩大,空前繁荣。哲学方面编纂的文献有《性理精义》、《皇清经解》。科学方面有《历象考成》、《数理精蕴》。文学方面有《全唐诗》、《全唐文》。综合性的有《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此外,还有“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大部头的“会典”等等。这种情况为前代所无,说明在文献编纂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2、《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

  在清代所编纂的文献中,影响最大的当推《古今图书集成》及《四库全书》。

《古今图书集成》是康熙、雍正时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此书分为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编,每编分为若干门类,共一万卷,保存了大量的资料。

《四库全书》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此书是乾隆时令纪昀等著名学者160余人用10年时间,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到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编成的。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共收图书3457种,79070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书成之后,抄录七部,分藏于北京(文渊阁、文原阁)、沈阳(文溯阁)、热河(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阑阁)。至今仍有四部保存完整。

《四库全书》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但清政府在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曾大量销毁和删改旧书,使祖国的文化遗产遭到了大破坏。

《四库全书》编成后,纪昀等又写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宗,把每本书的渊源、版本、内容都作提纲性的介绍,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文学和艺术

1、小说。清代小说的盛行,是文学方面最有成就的一个部门。其中最著名的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此外,李海观的《歧路灯》也值得重视。

明代三部历史小说,都取材于真人真事,加工而成;清代三部主要小说都是作者自己搜集素材,塑造形象。更象西方意义上的“小说”了。

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蒲松龄著。山东淄川人,屡试不第,穷困一生。“浮自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借鬼怪故事来揭露贪官污吏,土豪劣伸,歌颂劳动群众的勤劳、忠贞的爱情等。全书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故事情节跌岩起伏,引人入胜,具有很多的艺术魅力,脍炙人口,流传很广。

《儒林外史》吴敬梓著,安徽人。讽刺科举制度和社会各种阴暗面。“儒林”指科举出身的士人。如老童生周进六十多岁还没考中举人,每见贡院便丧心痛苦;范进穷困潦倒,一旦中举,竟高兴得发疯。还写了一个受理教毒害的王玉辉,其女婿死后,鼓励女儿去殉节,女儿自尽,他大叫死得好,借以讽刺理教的吃人本质。笔触辛辣,讽刺性极强。

《红楼梦》曹雪芹,祖籍汉人,入正白旗籍,先住金陵(世袭江宁织造,受康熙帝赏识),家境破落后移居北京西郊。(前八十回曹作,后四十高鄂续),该书主要描写贾史王薛四大家族,重点写贾氏的荣国府,荣国府的兴衰史,揭露封建制的黑暗和封建制度没落的必然趋势。并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和虚伪;通过贾宝玉的口讽刺科举、神道,具有初步民主义思想。在艺术上,语言、性格的描写也造诣很高。

《歧路灯》李海观 河南宝丰人。该长篇小说描写浪子纨裤子弟谭绍闻,吃唱嫖赌;后浪子回头,重振门庭。通过其转变过程中的接触,揭露了吏治的败坏、文人的腐朽、社会的黑暗,市井商人的刁钻。

《镜花缘》李汝珍,直隶大兴(北京属)人。通过唐傲游历海外所见,叙述了一个妇女当权的女儿国,宣扬女子的才学和能力,否定了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

2、戏剧。

清代的戏剧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流行的地方戏如秦腔、弋阳腔、徽调、二簧调等先后进入北京,与昆曲争胜。

此外,北方的山西梆子、豫剧等,也非常流行。在南方,由弋阳腔发展起来的江西的赣剧,由皮簧系统发展起来的汉剧、湘剧、桂剧等都逐渐成熟,成为独立的剧种。

随着戏剧的发展,一些优秀的剧本也产生出来了。清初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最为有名。

《长生殿》,它通过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以长恨歌为原型)

《桃花扇》 孔尚任,兖州曲阜人。写明末清初秦淮歌妓李香君与复社文人侯方域的恋爱故事, 侯后来入仕清朝,李香君与之绝情。写出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气节。

3、绘画。

清代仍是传统的山水画、花鸟、人物画。清初有“六大家”——王时敏、王鉴王原祁、恽寿平、吴历等;清中期有“扬州八怪”——金农、郑燮、罗聘、黄慎、李仿鹰、高翔、汪士慎。因他们打破传统画法,大胆创新,被保守者视为扰乱画坛的怪人,故称“扬州八怪”。其中郑燮(板桥)的竹子至今流传。

科技和建筑

1、医学方面,乾隆时官修的《医宗金鉴》九十卷,征集了不少新的秘籍及经验良方,并对《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书作了许多考订,是一部介绍中医临床经验的重要著作。

2、清代在历法和数学方面也有一定成就。著名历算家王锡阐、梅文鼎对中国传统历法和耶稣会教士传来的西历都很有研究,在数学上也都有很深的造诣。

王锡阐,苏州吴江人,著有《晓庵新法》、《五星行度解》等十几种天文学方面的著作。

梅文鼎,宣城人。他以毕生的精力,从事于我国古代历算学的事理和阐发,同时也对西洋科学加以研究和介绍。他写的《古今历法通考》,是我国第一部历学史。他的数学巨著《中西数学通》,几乎总括了当时世界数学的全部知识,达到当地我国数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3、在农业科学研究上,清代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张履祥(1611年――1674年)著有《补农书》。他总结了南方农业生产的经验,对水稻增产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

4、清代的地理测绘也有不小成就。康熙时,绘制成了《皇舆全览图》。这产地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给制的《重修大清一统志》的清代疆城图,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版图。

5、建筑艺术

中国古人的才能,一是发挥在科场上,一是建筑上(包括宫殿、圆林、寺庙、佛像)。清代园林建筑艺术性很高。

圆明园。康熙时开工,乾隆时完成,综合了中国各地名园的特色,还吸收西洋建筑艺术,建西洋楼,藏有许多艺术珍品。但近代被“八国联军”破坏。

避暑山庄和外八庙,避暑山庄亦称热河行宫,是清帝避暑巡幸的地方,初建于康熙时,为巡视蒙古人部落而建。有宫殿、苑景区两部分,七十二景。外八庙分别座落于避暑山庄东、北的山坡上,是大型寺庙群,多是为纪念蒙古王公祝寿而建,有蒙、藏、回各族的风格。最大的为普陀宗乘庙。

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陆续建于清代。共十三层,是喇嘛教的中心,珠宝、金玉不计其数。

雍和宫,北京的喇嘛寺院。

六、满族社会习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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