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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守仁提出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他认为：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没有人的意念活动，就没有客观事物。又认为“心外无理”，即“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在王守仁看来，事物的“理”，不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所以说“心即理”。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比如，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而王守仁却认为是人们心中所固有的，这就是他所谓的“良知”，其途径不是通过实践，而是到心中去体认先验的伦理道德观念。再如，有一次，王与友人游山，友人指花草问他，你说“天下无心外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吾心亦何相关”？王守仁说：“你没来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变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因此，他提倡“知行合一”，强调思想就是行动。

②致良知。王守仁学说的政治意义，在于把封建社会的伦理观念论证为人心所固有的“良知”。王守仁认为，致良知，致知格物，关键不是通过实践而是靠心中体验来“体认”道德伦理；“格物”，就是纠正自己的言行，使之合于道德伦理。“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

[王守仁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之心，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良知，在这里是人的本性、人性，超阶级的，不完全错]

③“去人欲，存天理”。王守仁也和朱熹一样，把“人欲”看作“天理”的对立物。因此，他竭力鼓吹“去人欲，存天理”，只要人们体识到心中固有的“良知”，扫灭私欲，哪怕“愚夫愚妇”也可以成为“圣人”。

2、王艮和泰州学派

王艮（1483年――1540年），出身于泰州安丰场煮盐的灶丁家庭。

王艮继承了王守仁的“良知”说，把“良知”看作人们固有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先验的道德观念，并且将王守仁的“致良知”发展为“复初说”。他认为，要治理天下，首先要端“本”，搞好个人的道德修养，即所谓“诚其心”。王艮的“复初说”，实际上是一套修身说。

王艮还从主观唯心论出发，提倡“明哲保身论”。

王艮长期在下层人民中讲学，特点是“多指百姓日用，以发明良知之学”。他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著名命题。这种思想不仅容易为下层人民所接受，而且给宋明理学的禁欲主义打开了缺口，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王艮创立的学派，被后人称为泰州学派。

3、李贽的进步思想

李贽，福建泉州人。李贽青年时代生活困乏，到处奔波。中年后做过二十多年小官，亲身感受到明末社会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晚年毅然辞官，专事著述和讲学，写了《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后被明政府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迫害至死，著作也被列为禁书。

李贽的进步思想，集中表现在敢于打破千百年来对孔子的迷信。李贽提出了不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著名理论。除统治者尊孔外，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也有“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名句。李贽认为孔子“无学无术”，除了能大量饮酒外“其余都与大众一般”（焚书）。把作为圣典的孔子学说六经之类，看作是史官的“赞美之语”和弟子们记忆师说的残缺笔记，作为一种学说可以，但“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藏书），直接触动了理学的祖师。

李贽的批判锋芒，还接触到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直接批判了理学所提倡的伦理道德。认为人人皆可以为圣“庶人非下，侯王非高”，不应划分贵贱高下；认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男人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焚书）。反对禁锢人们的思想，充分发挥人的才能和个性。有了朦胧的平等、个性思想。

李贽还有文学创作上的“童心”（原始，真心）；反对抑商等等。是一位进步思想家。但后来被政府以“敢倡乱道”为名迫害，削发为僧，不久又被逮捕，死在狱中。

李贽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时代。他这种反对封建束缚，朦胧地要示平等和发展个性的思想，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小地主和工商业者的利益和愿望，有其历史的进步性。

二、文学艺术

小说

明代文学，是我国小说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文学家们在元代话本和杂剧基础上加工创造，产生很多长篇章回小说和话本。

1、章回小说，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

《三国演义》，罗贯中著。取材于三国史，加以文学描写，称《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刘备为正统，曹操为反面，吴为辅助，展现了广阔的历史舞台，为中国文学历史上的名著。

《水浒传》，施耐庵著。取材于北宋末年梁山泊宋江三十六人起义的事实，描写了一百零八人的不同境遇，性格。把宋江的结局处理为招安，征讨，与史实不符，是封建作家意念的产物。

《西游记》，吴承恩著。取材于唐僧玄奘去天竺取经的故事。塑造了孙悟空、沙僧、八戒等形象，歌颂了反抗精神。熔事实，神化于一炉，生动形象，描写独具一格。

《金瓶梅》兰陵笑笑生著，真姓名不可考，成于万历时。以水浒传中的西门庆作主角，以“武松杀嫂”为题材，描写了明代官僚商人，地主合一的西门庆的腐化、恶毒，封建制的黑暗。由于有淫秽描写，历代都是禁书（朱星研究的论著可参考）。

2、话本的改编——拟话本（短篇小说），即将宋之话本改编成小说体裁，最著名的是冯梦龙的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凌蒙初的两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内容广泛，抨击封建官僚、恶霸、纨裤子弟的种种罪孽，歌颂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下层人民；两拍描写工商业者，写了他们在贪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的生活处境，反映了明代城市经济的风貌。

戏曲明中叶后，产生了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如康海的《中山狼》，李开先的《宝剑记》，王世贞的《鸣凤记》，梁辰鱼的《浣纱记》和徐渭的《国声猿》等。但是，明代剧作中最负盛名的是《牡丹亭》。《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神奇爱情故事，鞭挞了吃人的封建礼教。

诗文永乐至正统年间，文坛上出现了以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为首的“台阁体”诗派。他们的作品都是唱和应酬，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艺术上呆板平庸。明中叶，在反对台阁体单缓冗沓文风的斗争中，先有弘治、正德年间的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包括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在内的“前七子”崛起，继而又有嘉靖、万历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在内的“后七子”雄踞文坛。他们以复古为号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企图以摹拟古代优秀文学，取代充满官僚习气的台阁体。正当前、后七子复古运动兴起之时，文坛上又相继迭起“唐宋派”和“公安派”。“唐宋派”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他们提倡唐枕头古文，认为秦汉与唐宋文章各具时代特色，反对谤伤唐宋诸名家。“公安派”以湖广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三史弟而得名。他们与复古派针锋相对地提出，文学是发展文化的，各有时代特点。

绘画明初，宫廷画家居画坛主流。宣德时，浙江钱塘戴进，追学南宋画院李唐、马远画派，下笔严谨，雄浑劲健，艺苑风靡，学者群起，人称浙派。成弘时，湖广江夏人张伟又建立了浙派的支流江夏派。明中叶，除山水画外，还有著名的花鸟画家林良吕纪。15世纪中叶，江南沈周、文徵明、唐寅、伊英“吴门四大家”，崛起。嘉靖时，杰出画家徐渭，自辟蹊径，创泼墨花卉。明末画坛以董其昌的松江派为中心。

三、科学技术及其他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明代科学的突出成就之一。

《本草纲目》全书共分五十二卷，列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十六部。每部又分若干类，共六十类。每类下列出该类所属药物。全书共收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其中由李时珍总结民间经验而增加的有三百多种。书中还附有处方一万一千零九十六则，插图一千多幅。《本草纲目》对每种药物的名称、性能、用途、制作都作了说明，是我国医药宝库中一份珍贵遗产。

徐光启和《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共六十卷，约六十万字，讲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及荒政十二个部分，举凡农业及与农业有关的政策、制度、措施、工具、作物特性、技术知识等等，应有尽有。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共三卷十八篇，从农作物的种植、收割、加工，到制盐、糖、油、酒、曲和制衣服、染颜色；从砖瓦、瓷器、纸张的生产，到五金的采冶，器具的锻铸，石灰、矾石、硫磺和煤炭的利用，以及车船、朱墨、珠宝等的制作，无所不载。

《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游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野外考察记录和优秀地理著作。

建筑北京皇宫（今故宫）是明代建筑的突出代表。

明代佛塔和陵墓，多不复用易腐的木材，改用砖石建筑。南京报恩寺琉璃宝塔，山西洪洞县霍山广胜寺飞虹塔等，都是用琉璃砖砌成。北京昌平定陵，就职一座用大理石、汉白玉和砖砌成的地下宫殿。

明代园林造景，也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不仅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因地制宜，开池堆山，种花木、建亭榭，巧夺天工；而且能借回廓曲院分划空间，使结构复杂，形成了“景外有景”，“园中有园”。苏州拙政园、留园等，以幽曲明净、精巧秀丽著名。明末计成的《园冶》，就是一部江南园林建造的经验总结。

四、史学

1、《元史》，明初编，

2、《宋元通鉴》，毕沅著，

3、《永乐大典》 永乐年间，明成祖国敕令大臣解缙，组织三千名文臣儒士，历时五年，编纂成《永乐大典》。它辑入了明以前图书七八千种，内容包括经、史、子、集、戏剧、平话、天文、地理、医卜、农工技术以及道教、佛教等各方面的著作。全书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约三亿七千万字，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类书。

虽为类书，也把古籍整部，整篇、整段抄录，使很多古书由此得以保存。譬如旧唐书，旧五代史，明以前不少正史已散失，后从永乐大典中整理出来，乾隆时列入，共为二十四史。原书编成后有正，副本各一套；正本早已丢失，副本存北京皇史宬，但在八国联军入北京时，被毁坏，并被抢走一部分。至今共有三百册，国内占三分之二。

五、明代的礼制和生活习俗

参考文献

1.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2. [清]夏燮《明通鉴》，中华书局，1959年。

3. [清]龙文彬《明会要》，中华书局，1956年。

4.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1年。

5. [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

6. [明]谈迁《国榷》，古籍出版社，1958年。

7. 郭厚安《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8. 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9. 郑天挺主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开明书店，1952年。

10. 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83、1984年。

11. 孟森《明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年。

12.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991年。

13. 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

14. 李洵、薛虹《明清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

15. 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16.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北京中外出版社，1950年。

17. 王其矩《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1989年。

18. 傅衣凌《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

19.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

20. 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

21. 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

22. [英]崔瑞德[美]牟复礼主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23. [英]崔瑞德[美]牟复礼主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24.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936—1953》，三联书店，2000年。

25. 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1961年。

26. 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

27. 唐文基《明代赋税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28.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29. [美]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1年。

30.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

31. [加]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三联书店，2003年。

32. 谢国桢《南明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33.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

34. 樊树志《晚明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35. 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

36. 张维华《明清之际的中外关系》（上编、中编），齐鲁书社，1987年。

37. 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38. 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商务印书馆，2001年。

39. 孙尚杨《明末儒学与基督教》，东方出版社，1994年。

40. 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

41. 陈宝亮《明代文化历程新说》，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4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2000年。

43. 侯外庐等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

44. 陈来《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

45.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

46. 龚鹏程《晚明思潮》，商务印书馆，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