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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两宋的经济状况

 

本节略去辽夏经济,可参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一书。宋代经济的参考书首推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下册。

一、赋税、徭役和户籍制

赋税沿用唐代两税法。不同处在于:改称“二税”,专指地税一项,将徭役单另出来。二税是有田地的民户负担夏秋两征,亩收一斗为率。

徭役分职役,差役和夫役。职役为乡间小吏,如里正、户长之类;差役是当官差,如运送官物、看守仓库;夫役是通常的力役,如修桥筑路之类。

户籍制的特点有二:一是划分主郡,二是划分主户客户。

主户是有资产的民户,负担各种税役,客户是无资产的民户,不负担二税和职役差役。唐代也有主客户之称,主户亦称土户,是土著民户。客户是客外来户,宋代则以资产有无为标准来划分主客户了。

主户按资产多寡、人丁多少划分为五等。一、二等为上户,三等为中户,四、五等为下户。按户等高下承担不同的税役差设,如最重的衙前、里正、户长主要由一、二等上户充任。

特富者在一、二等之上者为“出九户”,特贫者一无所有为客户。合起来看,则是:上户为大小地主、富农,中户为中农和上中农,下户为下中农,客户为赤贫、佃农。直到二十世纪中期划分村成份仍用这些名词,表明宋代阶级关系的定型化和明朗化了。

可参见王曾瑜《宋朝阶级关系》一书。

二、租佃关系的成熟

宋代官田私田通行租佃方式,随着“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土地高度集中,租佃关系各个方面都较前更成熟了。

标志之一:客户在民间成为佃客、佃农的代称,在东南地区尤多。按《元丰九域志》所载主客户数推算,各地客户均在总户数人35%,佃农也当是这个比数。

标志至二:具体方式仍为“承佃”和“合耕”两种方式,前者为定额租制,后者为分成制。并且“合耕”方式类同于庄园,苏向“嘉祐集”卷五说:合耕的大田庄中主家“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可配,指麾于其向”。但仍不同于西方的庄园,本质上仍是租佃关系。

按:宋代及前后各代庄园记载多,称庄、庄园、田庄、别墅等,其含义有三种:一是有生产意义的田庄,雇工耕作,收成后给雇工口粮抵工钱,如苏询所说。二是生活为主的宅园,包括花园,休息、吟诗赏月之处。三是有防卫意义的“庄”,如水浒传中的祝家庄。但无论那一种,均与中世纪的“庄园制”不是一回事。

标志之三:佃农经济定型化。宋代佃农不仅租地,连籽种、牛具等要租赁,“借人之牛,受人之士,佣而耕者,谓之客户”。通常是租地交五成地租,租牛加一成“牛米”,但仍须租牛,原因在于租牛可多租地,归佃农的绝对数大。

按:试以亩产2石;人力可耕10亩,牛与二人共耕可50亩;五口之家两劳力,年食田共28石。

只人力耕种,租20亩,收40石,交20石,留20石,食用尚缺8石,尚不计换油盐,农具部分;

租一头牛,可租50亩,收100石,交60石,剩46石,食用外尚余12石,可留籽种及他用。

三、农业生产的发展

耕作技术提高。牛耕进一步推行,佃农租牛即一侧面反映。在缺牛的地方推行“踏犁”,用人力踩踏耕地,“踏犁五日可当牛犁一日”(周去非《岭外代答》春四)。对粪肥的作用也重视了,“用粪如用药也”(农书),有畜肥、绿肥。以及农书、蚕书、器语,千谱来看,对家耕技术更重视了。

耕地面积扩大。除修水利 ,熟旱地为水田、可浇地外,还有与山争地--梯田、架田、山田“岭坂上皆禾田,层八而上至顶,名梯田”(范成大)。还有自五代十国以来,江苏“圩田”,规模更大了。在湖边围成堤坝,中间耕种,旱则放水灌田,涝则排水,每圩可选数十亩,大者如成化圩达880顷。

农作物品种增加。占城稻推广到江淮以及北方,抗旱早熟,产量高,“不择地而生”,适应性强。其他作物的产量也有提高,江南亩产至均三石,高者达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之说自此始。

产量提高后,经济作物更多了,除传统的桑麻外,唐代以来的茶叶生产进一步扩大,茶园(园户)增多。东南沿海地区蔗糖生产发展起来;有专门的“粮霜户”。棉花生产也由福建两广推进至长江流域。

宋代农业发展的动力之一是人口压力。版图小了,耕地也小了,但人口却较唐代增多了。北宋超过一亿,或说超过12000万。“生齿之繁”,“溺婴”之记载屡见于东南地区。

四、手工业生产

矿冶业。与府州平级的“监”即有矿产三州府。管理矿冶的机构也称监,如徐州利国监,有36冶(炉),矿工4000人。安微繁昌、河北刑台炼铁炉也很大。铜矿有江西信州(上饶),煤矿有河南鹤壁等。

制瓷业。北宋有五大名窑:官(开封)、钧(河南禹县)、汝(河南临汝)、定(河北曲阳)、哥(浙江龙泉),生产青瓷、红瓷、白瓷,有工艺品,也有日用品。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造进贡瓷器,书“景德年制”,后发展为景德镇瓷器,一直已近现代。

纺织业。宋代棉花尚未普及,仍以丝织为主。织绢技术成熟,绢有50种,绫27种。丝织业生产中心仍在北方以河北、山东地区,京东单州的薄缣每匹仅重四两,最著名的是定州缂(刻)丝,庆缉《鸡肋编》卷上载:△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样上,随所欲作花岛禽兽状。……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

给辽、夏的绢帛,北方边地军装用绢,大都取自河北、山东等地。对丝织业发展取代北方,是元明以后棉花普及后的事情。

造船业。北方的开封,洛阳仰仗东南粮物,随唐运河中段,通开封处称“汴渠”,被赵匡胤称为“宝带”。官办漕船称“纲船”,曾几次改革汴河漕运管理办法,包括抬高水位,以求加大运输量。这些都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在座船、马船、战船、商船、游船,内河可运660吨,航海可达1100吨。并且在航海上已使用指南针。

印刷和造纸。仍以雕版印刷方式刻书,国子监刻印的书称“监本”,民营书坊的称“坊本”,开封、杭州、眉山、福建通阳等是刻书中心,监本多在杭州刻印。经称“宋版书”。造纸技术用竹、藤、麻、楮作原料,可制多种用途的纸张。

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民间作坊增多,雇工也多了起来,在开封等地出现了雇工人市,称“罗斋”,自由性大。

五、商业和货币

坊市制打破。唐代长安式的坊市制在开封、杭州已不存在,据《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看,坊与坊之间的墙拆除,随处可以设店开业。交易时间也打破“日中为市”的传统,不受限制,除白天外,还有了夜市、晓市。

按:坊市制打破问题系加藤繁考证出(中国经济史考证,中译本P)具体时间为仁宗年间。可疑者:开封、杭州与长安不同,作都城时没有统一规划,不可能严格按制度管理,元明时期北京又有类似长安的坊市制。

草市和市镇。草市原是进城交易者在城门外存放车马处,因有人在此卖草料,故名。后来成为城门外市场,称作“关”。这种市场唐以前已有,宋代开始增多。集市(墟、场、街),方便农民互易,在时间、空间上错开。庙会也属此类。市镇是因经济原因发展起来的城镇,官方设治管视,如熙宁八年“以冀州新河镇为新河县,废堂阳县。本州言,堂阳人稀,新河交易所会极也”。市镇在宋代大量增多,可参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一书。

行会的发展。坊市制打破后,行会的管理作用更重要了,手工业和商业均组织行会(或称因、铺),行有行头,对内掌管各辅坊的规模,雇值和物价,对上负责纳税当行,是官府管理市场的重要工具。各行业都有行会,甚至香水行(澡塘)、乞丐行、妓女行,“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东京梦华录卷二)。甚至扩展到工商业之外的城市人等。

商税和专卖,宋代商税分两种:过程——设兰抽百分之二,针对行商;住税——在市镇役务,抽百分之三,对坐贾。此外还有:力胜钱——向船主按所运货物抽税;事例钱——场务税官私令过往商人百之抽十,称事例(市利)钱,名又上补税,多中饱私囊。南宋时把北宋临时存在的“统制钱”固定化加上“总制钱”,合称“统总制钱”即变量税,每贯抽56文,但实际上要超过此数。

最后看宋代的货币。

两宋主要货币仍是铜钱。是铸钱种类最多的时代,年号钱达,并且有“对钱”。钱文书体最丰富,有名家如苏轼所书,也有徽宗所书。南宋临安还有一种长方形“钱牌”,属铜钱的代用币。

金银仍然只作为官俸或外交使用,市场上使用很少。纸币的发行,是宋代货币的新创举。始于北宋仁宗年间的四川地区,初由十六家富商合办、李攸《宋朝事实》卷十五载:诸豪以时聚首,用同一色纸印造……各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如果要现钱,每贯割计文为利。

这种纸币初称“交子”,也称“楮布”;中央成立“交子务”收归官办居又称“钱引”,规定三年一总界(换币,以结算之)。南宋时四川文子称,川到引子;东南地区流行的称“便钱会子”,湖北、广南流行的叫“侄钱会子”,两淮地区称“淮交”都由官办。

对交子在明确其是世界上最早的正式纸币的同时,对其实际情况还应考虑两个方面,不可提得过高:其一,最初在川蜀是因缺少租钱引起的。川蜀缺铜,内地流入的铜钱不够用,,只好铸铁钱。只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七载:“蜀用铁钱,其大者以三十五斤为一千,其中都以十三斤为一千,行旅费不便”。而且铁钱价值低,与铜钱比价为1:10。可作一推算(宋制1斤=今0.9斤):

10斤铁钱=1斤铜钱

10贯铁钱=1贯铜钱

1贯铜钱=2石(200斤)米

所以:250斤铁钱=200斤米

如果一个中等商人带100贯铜的资本,用铁钱则为1000贯,重量达25000斤;可见是由于铁钱的不便引起的,不全是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

其二,宋代为“钱币与纸币”并用时代,但纸币的信誉一直不高,由于越来越滥发而贬值,加之观念上信任金属货币,结果市场交易中都不愿用纸币,《宋年要录》卷一0一载绍兴六年臣僚言:“市井交易,必然放约,用现钱则价值必平,用交子则价值必倍”;又言:“以片纸用为千钱,佃民得之,反以为是,片纸不可以分裂千钱不可以散用”。不惟宋代,直至明朝发官俸时还为白银与纸币各给多少(占多大比例而争执,都想少要纸币)。

总体上看,宋代的经济是比较发达的,据学者的研究,当时宋代的人均GDP是450美元,而当时富庶的北欧的人均GDP是40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