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明朝对边疆地区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蒙古族的演变及其与明廷的关系

1、明前期的蒙古三部  

长期散居内地与汉族人民共处的蒙古族下层人民，大抵从事农业生产，逐渐和汉人融合。元朝灭亡后，明太祖宣布以“赤子”视之，“有才能者，一体擢用”。居于漠北的蒙古族仍然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分成三部：住在西辽河、老哈河一带的是兀良哈部；住在鄂嫩河、克鲁伦河和贝加尔湖以南的是鞑靼部；住在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其以南的准噶尔盆地的是瓦剌部。

巫良哈部：洪武年间，明朝在巫良哈部蒙古所在地，设置朵颜、福余、泰宁三卫指挥使司，由宁王朱权总辖。

在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设重镇，驻扎军队，防御蒙古军队的侵扰，称“九边”。

还修长城防止游牧民族的侵扰。

2、“土木之变”  

蒙古族和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有“通贡”与“马市”两种贸易形式。1448年（正统十三年），也先派贡使二千五百人到京贡马，却虚报作三千五百人。明廷按实际人数给赏，且将索求诸物减去五分之四。也先大怒，以赐赏减少等为借口，分兵四路内犯。1449年七月，也先自率一路攻打大同。时太监王振专权，他挟英宗仓猝亲征。八月初，英宗带五十万大军刚到大同，王振听说各路军接连失败，就急忙决定退兵，回师至土木堡（河北怀来县境内），被也先追上，明军死伤过半，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

九月，英宗弟朱祁钰继位，是为景帝。

十月，也先逼京师，于谦率军民抵抗，大败瓦剌军，击毙万余，俘将领几十人，夺回被掠的大批百姓和牲畜。

第二年春、夏，也先又对明朝接连进攻，但均遭失败。这时，瓦剌内部脱脱不花汗等不满也先的攻掠政策，主张与明廷议和，放回英宗。八月，英宗被释返京，居皇城南宫，称太上皇。1457年正月，在宦官曹吉祥等帮助下，英宗乘景帝病重，重新登极，史称“南宫复辟”。英宗复位后，于谦惨遭杀害。

明英宗：1436-1449年，1457-1464年两次登极。

3、俺答汗、三娘子与明廷的关系

也先进攻明朝失败后，势力渐衰。1454年（景泰五年）瓦剌内讧。第二年，也先被杀，蒙古各部陷入分裂状态，东部鞑靼又趁机崛起。

成化、弘治期间，达延汗逐渐强盛，一度统一全蒙古。

达延汗死后，蒙古又分裂成40几个领地，以俺答汗最为强大。1548年春，俺答汗进入河套，1550年大举进攻明朝。

隆庆年间，俺答汗的扩张野心有所收敛。1571年封他为顺义王。

1581年，俺答汗死，统治权归其妻三娘子，封为忠顺夫人。她继续执行与明廷友好的政策。

二、明朝对西藏的管辖

①首先通过对西藏各个地方首领的册封来加强对西藏的管辖。

1372年（洪武五年），明太祖封章阳沙加监藏为灌顶国师。

明成祖时，封吉剌思巴监藏为灌顶国师禅化王。明成祖还册封西藏其他地区政权的领袖为阐教王、辅教王、护教王和赞差王。

这些王，按规定必须定期向明中央政府朝贡，承袭要由明廷遣使册封。

②明朝还在西藏设立军政机构，任命上层僧侣和各寨寨官为长官，赐予印信。

西藏喇嘛教的教派很多，有宁玛派（红教）、葛举派（白教）、萨加派（花教）、葛当派、格鲁派（黄教）。

格鲁派：14世纪末——15世纪初由宗喀巴创立，这是形成最晚，势力最大的教派。

③明成祖通过把各教派领袖封为法王的办法来加强统治。

宗喀巴死后，由他的两大弟子世世转生，叫“呼毕勒罕” 。他俩后来被追封为一世达赖和一世班禅。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就遣使到西藏传布诏令，指出西藏是在明朝的“幅帧之内”。洪武年间，置朵甘、乌斯藏两个行都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永乐时又设奔寨和牛儿宗寨两个行都指挥使司。西藏地方政权赴京的使者，有时还要求在京供职，明朝也予以任用。

1581年（万历九年），三世达赖上收给明内阁首辅张居正，请准认他在西藏所取得的地位。明政府批准了他的请求。

随着明政府对西藏管理的加强，西藏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西藏喇嘛和官商来京的人数不断增加。永乐时，明政府还修通了从雅州到乌斯藏的驿道，设置了驿站，使西藏与内地之内的来往更加方便。

三、西域各族和西北地区卫府的设置

畏兀族、蒙古族、回族、汉族——西域各族

畏兀族  元朝灭亡后，天山南北畏兀族聚居的地区，仍然由察哈台后裔统治着，他们分裂成许多封建割据政权，其中最大的是于阗和别失八里，其次是哈密、吐鲁番，最小的如柳城，方围只有二三里。

哈密地处东部战略要地，是明朝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1391年，明朝派都督佥事刘真等进兵哈密城。哈密从此归顺明朝。

从洪武时始，明朝先后设立了哈密卫、蒙古赤斤卫、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罕东卫、罕东左卫和沙州卫，以畏兀、蒙古贵族或“大头目”等担任各卫指挥官。至宣德时，畏兀族等各部向明朝称臣奉表者“多至七八十部”。

四、西南各族

苗、瑶、壮、彝等族

明朝政府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1382年（永乐十一年），明成祖又在贵州设立布政使司。1413年（永乐十一年），明成祖又在贵州设立布政使司。比较进步的地区，明政府采取“改土归流”政策，裁撒了原来土司，由中央派出流官担任知府、知州、知县，进行统治；在落后地区则保留了元朝的土司制度，任命当地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为土官进行统治。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制度。土司衙门包括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土知府、土知县等，任命当地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为土官进行统治，长官都是世袭的。土官的授予权是明政府。

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明中央集权的加强，有些地区“土流兼治”或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就是废除世袭土司，改用临时任命的流官进行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在原来的土司地区实行的是和汉族地区相同的制度。改土归流有利于中央对边远地区的加强，有利于边远地区加强和内地的联系，促进边远地区的开发。

五、明朝对台湾的管辖及其与高山族的关系

高山族和汉族人民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到明代，大陆沿海的汉族人民特别是福建、广东的人民，渡海到台湾定居下来的人数逐渐增加。至17世纪初期，在台湾的汉族人数已达十万多人。

明政府继承了元朝的统治，对台湾及其周围岛屿行使国家主权。万历时，为了防备倭寇侵犯台湾，明政府在澎湖增加驻兵，并派遣水军每年春冬两季巡查警戒，加强了海防力量。钓鱼岛、赤尾屿等岛屿与澎湖、台湾一样，都在明政府海防范围之内。1534年（嘉靖十三年），明朝官吏陈侃作为琉球册封使出使琉球。

六、满族的兴起及其与明廷的关系

明初女真三部：明初的女真族按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和活动地区的不同，分为三大部：居住在黑龙江两岸和乌苏里江流域的称“野人女真”或“东海女真”，居住在开原以东和松花江中游一带的称“海西女真”，居住在长白山北部、牡丹江和绥芬河流域的称“建州女真”。

建州三卫：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

建立奴尔干都司  1409年（永乐七年），明政府为加强对东北的统治，在元朝奴儿干征东元帅府的旧址，即黑龙江口附近特林地方建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下属一百八十四个卫、二十个所，至万历年间，增加到三百八十四卫、二十四所。

建州女真的社会经济  女真各部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建州女真南迁浑河平源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15世纪中叶，明政府答应建州女真首领，“所缺耕牛农器，准令如旧更易应用。”至16世纪后期，女真人已有剩余粮食与汉人交易。至16世纪末，浑河、苏子河一带土地已被女真族广泛开垦。建州女真还有相当发达的手工业，如采矿冶铁，打造农具兵器，纺织麻布，制造皮革和木器家具等。

15-16世纪，建州女真处于奴隶制阶段。早在明朝初年，女真社会内部就已役使奴隶。进入15世纪以后，女真人掳掠汉人和朝鲜人做奴隶使唤的现象更加普遍。当时女真社会中除奴隶主（“贝勒”、“额真”、“谙班”）和奴隶（“包衣阿哈”）这两个对立的阶级外，还有自由民（“诸申”、“伊尔根”），他们拥有自己的财产，是徭役和兵役的主要担者。

女真的统一和后金政权的建立  16世纪末，女真各部逐渐形成了儿个强大集团。“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这种互相混战的局面，给女真人民带来了病苦，他们希望有一个统一的安定的社会。这一历史使命由满族民族英雄努尔哈赤完成了。

当女真各部基本上统一的时刻，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辽宁新宾县西老城）即位称汉，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建立起一个奴隶主阶级的政权，史称后金。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创立了八旗制度。

后金与明朝的战争  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宣称与明廷有“七大恨”，起兵攻占抚顺等地，掳掠人畜三十万而归。明朝急派杨镐为辽东经略，在全国加派“辽饷”，调各地官兵八万八千多人，于1619年二月分四路进攻赫图阿拉。萨尔浒一战，努尔哈赤以少胜多，击溃了明军。为了加强对明朝的攻势和对新占领区的统治，努尔哈赤将后金都城迁到辽阳。1625年（天启五年，天命十年），又迁都沈阳，改称盛京。

努尔哈赤死后，儿子皇太极继位，年号天聪。1633年至1634年，皇太极攻占辽东半岛，明守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相继投降。1636年，他命阿济格等绕过北京，直插保定以南，克城十二座，俘掠人畜十八万。1638年，又命多尔衮等越过长城，扰河北，下济南，俘明德王朱由枢，攻下城池五十八座，掳获人口四十六万。1641年，明蓟辽总督洪承畴兵败松山，被俘投降。至些，除宁远孤城外，明山海关外的要他尽失。

皇太极称帝与清统一东北  1636年（崇祯九年），皇太极在沈阳称帝，改元崇德，改国号为“大清”，改族名为“满洲”。从此，满族的历史进入一个新时期。

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的未竟之业，进一步统一东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