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北宋的政治状况
北宋历九帝而亡：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神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凡167年。见下表：
一、北宋的建立和统一
后周世宗亡后，柴宗训继位，年仅七岁，母后辅政。次年春节，禁军主帅（殿前都点检）赵匡胤谎报北汉和辽军来攻，幼帝与母后派赵匡胤迎击。赵率军出城后到开封附近陈桥驿，将士将黄袍披在赵身上，称帝。回军开封，夺国代之，建立宋朝，史称北京。为960年。宋有大宋、炎宋、赵宋等多种不同的称谓。
附：柴荣病危时盛传“点检作天子”，柴荣撤了当时殿前都点检张承责，换上赵匡胤，结果被赵匡胤应验了。得到其弟赵光义（匡义，炅）、赵普、石守信的协助，赵得以夺国称帝，此事称“陈桥兵变”。
建宋后继续完成统一。先南后北，先灭荆南、楚、南平，南唐（此前吴、前蜀、闽已归附南唐）、南汉，吴越归降，南方平定。到公元979年，太宗征北汉平之，完成统一。
北宋统一，继承了五代十国的版图。北有辽朝，幽云十六州未收复；西有西夏不属宋朝；西南大理、壮族也与宋朝关系松弛，故北宋较前后的汉唐时版图小些。北宋建有四个京城，简称北京四京。
二、加强专制集权的措施
为防成为继位后出现短命王朝，在皇位继承上打破常规，让赵匡胤之弟赵匡义继位。
附：赵匡义继兄皇位，有“金匮之盟”与“烛光斧影”之说。从当时形势看，打破惯例是可能的，但赵匡义继位后，贬死另一兄弟，逼赵匡胤之子昭德自刎，又有可疑。
同时“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水心别集卷十二），采取了一系列制度措施，以巩固统一。赵匡胤“夜访赵普”，确定对内严防之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1、行政上：州、县权归中央，中央权归皇帝。
文人知州，不兼兵权，以防唐时知州与节度使合一之弊。州县官由中央委派，三年一替换升降。
附：官职、差遣分离，以便驾驶。官即级别，以示禄位待遇；职即名誉，称“文学德高”（殿阁学士类）；差遣以治内外政事，属实职实权。
分割相权。宰相仍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相称“参知政事”，议事处为中书省，称政事堂、政府。另设枢密使掌军权，在枢密院（枢府）办公。三司掌财权，称计相。形成政府、枢府、三司分立，宰相只剩行政权力了。
官员来源以科举取士为主，称“士大夫”。扩大录取名额，经省（礼部）测试后加“殿试”，先入殿阁，再改任官职。旧士族力已彻底衰落，恩荫入仕者也不多。是“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时代。为纠正唐末以来骄兵悍将掌权的弊端，恢复文治局面，抬高文人地位；让文人压在武将头上，是北宋政治的突出特色。（加：科举制度规范化，唐每年科考，宋初不定，从英宗开始，三年一考成为定制）
2、财政上：地方财权归中央，中央理财归三司
中央派专员管地方财政，数州设一转运使，收税后留足地方用数后，上交中央。初转运使收税完毕即撤，后成为常设衙门。
按：转运使称“委派×××到×地水陆两路征税”，主管财税；后兼监察州（不只监督，还夺了地方官的财政权力）县官吏政绩，称漕司、监司；设提点刑狱管司法，称“宪司”；安抚使管军事，称“帅司”；提举常平管赊贷，称“仓司”。形成一级行政区划，成为路、府、县三级制了。
太宗十五路、真宗十八路、神宗二十三路、徽宗三十六路。
中央户部之职为老臣名誉虚衔，不理财政，只管进贡之事。财政由三司（度吏、盐铁、户部）掌管，合称“计相”。
3、军事上：解除功臣兵权，调兵权归枢密院
让文人当节度使，或功臣元老充任虚衔，不带兵。对掌兵权的个别节度使如王彦超，逼其交出兵权，“乞骸骨”退休，史称“观宴罢节镇”，消除地方分割据的可能。（对制度弊端，上任时利用之，上台后改革之，明初成祖也是如此。）
杯酒释兵权。石守信参与陈桥兵变，建宋后接任殿前都点检，掌兵权。赵匡胤趁半醉称恐人谋帝位，寝食不安，并劝石守信：“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如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原自娱乐，使子孙无贪乏尔。卿等人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无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遂求改任。
改革禁军。禁军不只是皇帝亲军，后指正规军。撤殿前都点检之职，改置三衙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由资历浅者统兵，调兵权归枢密院。枢密使直接听令于皇帝。禁军半数居京师，其余分驻各地，边境地区禁军很少，“守内虚外”。
更戍法。禁军驻守地点每隔几年变一次，而将领原地不动，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不能合谋起事。
4、发展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严格考试程式，扩大录取名额，提高登第士人的待遇，广泛吸收地主知识分子参加政权。
以上采取的种种措施，是在吸取和总结唐、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种种弊端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张帆先生称为防弊之政，他主要将其概括为三个原则，一是收权，即尽量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从制度上保证藩镇割据局面不复出现。二是分权，即尽量使各层权力机构的权力趋于分散，令其相互牵制，防止出现专擅现象。三就是重文轻武。（《中国古代简史》第二版第191-192页。）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也是一种自毁长城的行为，为后来宋代的灭亡埋下了种子。
三、社会矛盾和变法革新
1、北宋前、中期的社会矛盾
“三冗”与积贫积弱。科举、恩萌加之官职差遣，虚实相间，领俸禄的官员增多，开国百年时，官员“十倍于国初”是“冗官”。禁军、厢军（非正规军）初37万，“更戍”等原因在开国百年时达116万是“冗兵”。官俸，军费开支日趋庞大，尤其军费占开支十之六七，仁宗时年收13000万贯，支15000万贯，是为“冗费”。由此导致财政匮乏、军力国势衰微，是为积贪积弱。
民族矛盾。与辽夏和战（详下节），总以北宋赔钱物而告终。与辽签《澶渊之盟》（景德元年，1004年）：宋每年向辽提供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叫做“岁币”，方划界讲和。与西夏签《庆历和约》（庆历四年，1044年）；宋每年给夏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为“岁赐”，换得元昊取消帝号。由此加大了财政开支，影响了军队士气，加重了“积贫积弱”问题。
地方动乱。开国仅三十余年，淳化四年（993）在四川青县爆发李顺、王小波起义，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次年攻至成都，建国大蜀，李顺称王，年号应运。半年后被宋军镇压。
附：上述三个矛盾是并列关系，非因果关系。王小波、李顺起义不是前两个矛盾引起的，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其一：时间顺序。讲义中“北宋前、中期的社会矛盾和农民起义”，是把社会矛盾当成起义原因了。事实上冗兵冗官问题严重化是起义之后数十年的情况，《澶渊之盟》和《庆历和约》的签订也在起义后11年和51年。其二：口号含义。“均贫富”原意不是农民与地主均，而是川蜀地方与中央均，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不是地方与农民的矛盾。《渑水燕谈录》卷八载：“本朝王波、李顺、王钧等啸聚西蜀，盖朝廷初年孟氏，蜀之盖藏尽归京师。其后言利者争述攻利……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向使无加赋之苦，得良吏抚之，安后此乱？”王之在赵义后百年任忠州（今四川忠县）知州，了解川蜀历史民情，此说当是可信的。其三，重要细节。李顺政权称“大蜀”，川蜀自古称蜀，刘备建蜀，十国时有前后蜀，此时距后蜀灭亡仅28年。该政权年号“应运”，运者天命也，所指也是蜀之天命。陆游《志百庵笔记》卷九载：王小波起义时自言：我…… 村民也，岂能霸一方？有李顺者，孟大王之孤也。蜀初亡，有晨学过摩诃池上者，见锦箱锦食一襁褓婴儿……书曰：国中义士为我养之。人知其出于富中，同收养之顺是也。蜀人惑而从之。未几，小波战死，众推顺为主，下令复孟姓。虽是惯用的攀龙附凤的把戏，却也反映观念上的“通性”真实。
据此，可以认定王小波、李顺起义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农民起义，而是五代十国的余波，具有地方割据性质。
到北京中期，各地有许多小股兵变和起义，“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如京东王伦、河北王则，湖南桂阳瑶人赵义等。武力镇压的同时，上层有识之士开始反思问题所在，开始通过变法来调节矛盾了。
2、变法运动
—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
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后主持新政。新政内容除厚农桑、减摇役外，主要针对“吏治”问题。
整顿吏治的具体办法是通过考核政绩裁减冗员、老朽；限制恩荫补官的人数；改革科举，“先军论而后诗赋”，讲“经济之业”，以选拔能治天下的能干官员；撤小县为镇，不设正式官衙，减少官员数量等。由于直接从官员身上动手，招致反对打击，不一年失败。
附：范仲俺新政失败后的心路历程有两个举动。办义庄，用俸禄买田千亩，在故乡苏州办范氏义庄，赈济贫人生活，与族人同乐，以求精神慰藉；抒心怀，新政失败后第三年，为友人滕子京写《岳阳楼记》时借景抒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二是王安石的熙宁变法。
宋英宗继位后，欣赏王安石，但因病，无能为力。神宗继位后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机构，自熙宁二年开始主持变法（1069）。王安石变法目的是改变积贫积弱局面，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具体内容有9项：
青苗法。州府每年三、五月放贷，帮农民度荒耕种，半年后偿还时加二分利息，以抑制民间高利贷（利二、三倍）。为保证有偿还能力，借贷时按户等（资产）多少为据，户高多贷，户低少贷，15贯至1.5贯为限。此法源自陕西转运使李参所创之制：“令民隐度麦票之赢，先贷以钱，俟谷熟还官，号青苗钱”（宋史纪事本末卷）
募役法。改亲自应役为交钱物代役。差役户等高下出钱，官府用此钱雇人。原有差役负担的纳“免役钱”，有免役特权者纳“助役钱”，较普通民户减半。所收役钱加二分备水旱，称为“宽剩钱”。（只限差役而职役、夫役大都不用此法）
市易法。利用行政力量调节物价，稳定市场，抑制富商大贾的暴利。在开封设“市易法”，中央用100万贯半价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到市场缺货时再按时价卖出，商贩也可到市易务内赊货代卖。后推行至抗州、杨州、成都等大城市。“市易二年，以县钱九十六万贯”，稳定了市场，也增加了财政收入。
方田均税法。大量土地以均平地租负担，检查漏登田亩，增加收入。清丈后将各户土地的亩数，统一造册。但仅在华北平原和关中平原推行。
农田水利法。政府组织兴修水利，令民户按户等高下出钱，国家也放贷资助，修大水利工程万余处，可灌农田36万顷。
均输法。调改政府收买官物的办法，减少浪费。朝廷每年须从各地买些物品运往开封，在东南等地设“发运使”。发运使按章办事，不管物价高低，定时定点购买，结果造成极大浪费。王安石令发运使参加各地物价高低，“徙贵就贱，用近易适”，以节省物价和运费。
将兵法。守初“更戍法”将兵互不熟悉，防止了反叛，也影响了战斗力。王安石选精干军官在固定地方教固定军队“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先在边地，后推广至内地，增强了战斗力。（将：每路分若干驻军地点，称作“将”，一将三千人；主帅称“将”和“副将”。）
保甲法。乡向民兵治安组织，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每户两丁出一丁为保丁。有物力者为保长。保丁农闲时操练武艺，维护地方治安；需要时可协助正规军作战，又不增加军费。
保马法。令民户代养官马。宋初在大名、安阳等置牧马监，专门饲养官马，费用高，占地多。王安石深得地还民耕，在原地令民户代养官马。官付马价，养一二匹即可免本户杂税徭役；后改为民户代买代养，税役全免，“民皆乐从”（通考一二零）。养马效率也好了。
以上九项新法，前六项为“理财”，后三项为“整军”，目的是“富国强兵”。同时，还在科举造才方面有些新措施。
《三经新义》。王安石对诗、书、周礼三书予以注释，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并作为各级学校的教材、科考的标准。王安石还写了一部汉字入门书《字说》。
科举改革。取消诗赋考试，以试策论为主。将明经科取消，只试进士科，但进士不试诗赋；只试经文和策论。
最后谈谈对王安石变法的认识、评价问题。
从兵法开始，王安石就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另一批当朝官员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对青苗法收息、募役法收钱，反对最甚，变法期间先是王安石得势，司马光离开朝廷赋闲后到洛阳写通鉴；王安石罢相二次，最后神宗死，哲宗继位，保守的高太后主政，尽废新法，重用司马光为相。在1086年司马光与王安石都去世了。
北宋末南宋初，朝廷上下认为大宋贫弱以致孤亡国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本世纪初梁启超作《王荆公传》才为王安石翻了案。解放后史学界知列宁说过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肯定乃至歌颂王安石成了唯一观点，并用“一分为二”的思路，司马光成了反面人物，代表作有漆侠《王安石变法》。“文章”中王安石被定为法家，获前所未有的殊荣，司马光成了儒家。“文革后”开始指责王安石靠聚敛富国，推崇司马光。再后来，对两人评价带上了地域色彩：江西人崇王，山西人抬司马光，则是想让历史人物为经济建设服务。
解放后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王安石代表中下地主利益，有进步性；司马光代表大地主官僚利益，腐朽保守。
△与前面讲过了经济重心南移对土大夫政治态度的影响结合起来看，二人的纷争似乎应归结到南北士大夫的不同政治主张上。先看主持变法者的籍贯：
王安石 杭州（今江西临州）
吕惠卿 泉州（今福建泉州）
章春建州（今江西建瓯）
曾布 建昌（今江西南城）
再看反变法者的籍贯：
司马光 陕州复县（今属山西）
文彦博 汾州（今山西汾阳）
韩琦 相州（今河南安阳）
富弼 河南（今河南洛阳）
两派的南北阵线很分明，这绝对不是巧合，司马光曾对神宗说过他与王安石政是不同的原因：“臣与安石南北异乡，用舍异道”（郡氏闻见录十一），已经提问题 ：“南北异乡”是“用舍异道”的原因所在！
接下来哲宗“元庆更化”，压王安石一派，重用司马光，“元庆君子”全是北方人，《宋史·奸臣传》中几乎全是南方人，说明在宋代这种南北界限是人所共知的。
按性格论，王安石固执急躁，“三不畏”，要矫世变俗；司马光志成持重，自比人参“病未甚时可用也，病甚则非能所及”。后人评价时除为政治形势左右外，常与自身性格好恶有关，也与同一人不同年龄段上的心态有关，陈寅恪曾说自己“少喜临州新法之新，而志同属涑水迁叟之迁”。所以，“评价”均难及要领也，一说而已。
四、北宋末年的腐朽统治
哲宗朝无大建树。徽宗继位后对朝政不感兴趣，专务字画、玩乐，委朝政于奸臣。成立花石纲，所到之处搜刮民脂民膏，民怨沸腾，朝廷失去民心，成为方腊起义的一个重原因。金人入侵时传位给钦宗，自己当太上皇，北宋迅即而亡。徽宗在位的25年是北宋最腐朽的时期。
重用“六贼”。六贼指徽宗朝掌权的宰相、宦官：蔡京、高俅等。徽宗在六贼怂恿下把神宗以来积累的财富挥霍殆尽，为增加收入，公开卖官：“三千索，值秘阁；五百贯，握通判”。时人指斥奸臣当道误国说：“打破筒（童），泼了莱（蔡），便是人间好世界”（能政斋经录十二）。
奢侈搜刮。徽宗文士气浓，好大喜功，“丰享豫大”。在开封大造园林，从东南运所用之物，命童贯在苏杭设“造作局”，制各种工艺品；朱面在苏州开“应奉局”，搜罗奇花异石运往开封，称“花石纲”（纲即船队）。李彦等在京西（开封以西）设“西城括田所”，以括地为名强占农田，征收高于地税的地租，夺民田达340万亩，后扩及东南地区。
“六贼”之类大官僚给朝廷搜刮民财的同时，也扩占私产，如蔡京在苏州一带占民田达50万亩。上行下效，其他官员也是如此。并大量奢侈之风。
北宋末年，爆发两次地方性农民起义。
宋江起义。119年，山东梁山泊（今东平县），括田引起。初有36人，实际是36个将领，人数不多；后迅速扩大，高俅率官军镇压不力。1121年海州知州张叔夜设计，镇压下去。宋江等人以“忠义”为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并去镇压另一支义军（方腊军），回朝后为高俅毒害。
方腊起义。1120年，浙江西路睦州青溪郡源洞（今淳安县境），由花石纲引起。方腊是漆工，以“吃菜事魔教”（即原摩尼教）发动，以“诛朱面力”为号召，聚数万人。攻占睦州等六州60余县。方腊自称圣公，建年号永乐，公开反皇帝。童贯率军准备北征灭辽的十五万大军镇压，方腊被俘至开封杀害。起义未能推翻北宋王朝。但已是腐朽末路，数年后女真人南下，迁都杭州，北宋便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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