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斯诺的《西行漫记》。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向欧美民众介绍了毛泽东的思想和领袖形象,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斯诺的《西行漫记》是欧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萌芽阶段。
(一)欧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要开创者——费正清
费正清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生前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还曾是美国政府雇员、社会活动家、政策顾问。费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从他进入牛津直到他1991年去世，他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论述中国问题的。
在欧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学术发展过程中,有众多学者作出了巨大学术贡献。费正清是欧美毛泽东思想学术研究的重要开拓者,费正清(1907-1991)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费正清专注于中国的近代史研究,但他对欧美毛泽东思想研究也有重要贡献。1955年,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建立了东亚研究中心,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问题专家。20世纪美国众多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出自费正清的门下。《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1955-2005)》记载的费正清的学生名单有100多位,其中包括史华慈、费维恺、余英时、孔飞力、黎安友、柯伟林等众多中国问题专家。[1](pp.196-201)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本杰明·史华慈(1916-1999)是50年代费正清在哈佛大学指导的博士生,史华慈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在欧美毛泽东思想研究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54年,费正清与史华慈合编了《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为欧美学者开展毛泽东思想研究提供了重要研究资料。费正清不仅指导了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一大批学生,他还影响着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学者。60年代,斯图尔特·R.施拉姆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从事东亚问题研究,费正清也对施拉姆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
费正清自从1929年入读牛津大学一直到逝世,他对中国问题的关注持续了50多年。1948年,费正清撰写的《美国与中国》一书论及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费正清在“共产党的兴起”一章中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阐述。他在此书中把毛泽东思想放置在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进行了梳理,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方针,讲述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革命策略之间的关系。费正清对“整风运动”和新民主主义理论进行了重点分析,他认为“毛泽东思想的这种发展,代表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中国化过程”。[2](p.279)此书是费正清研究中国问题的早期著作,他当时写作此书的目的是向美国民众介绍中国的情况,此书的学理分析较少,阐述性的内容较多。费正清在此书中针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系统的学理化解析较少。受时代和环境所限,此书在对毛泽东思想有些方面的评述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此书促进了美国民众对中国问题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
虽然费正清早期的著作并没有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但费正清在以后的研究和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对欧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费正清主持编纂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把毛泽东思想放置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宏观框架中,进行了深入分析。《剑桥中华民国史》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都有专门的章节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分析。
从欧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学术渊源来说,费正清是欧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要开拓者。费正清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的学术著作中,他还引导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众多学者,促进了欧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发展。费正清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发展的眼光看,费正清对推动欧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二)欧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要发展者——史华慈
继费正清之后,本杰明·史华慈是欧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要发展者之一。史华慈是费正清的学生,他的学术研究深受费正清的影响。史华慈于1934年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二战结束后,史华慈回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1950年,史华慈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后来他接替费正清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史华慈专注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史华慈和费正清合编了《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史华慈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征。在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史华慈分析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以及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的联系与区别;着重考察了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地位,以及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问题;特别强调毛泽东对于农民阶级的重视,并指出苏联方面对这一方面的不满。
史华慈分析了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队伍的阶级组成问题,他认为中国的革命队伍是“一个由政治上分明的领导者组成的精英集团。这一集团从中国社会各阶层吸收精英分子,并按照列宁主义路线组织起来”。[3](p.182)史华慈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70名中国革命早期领导人为例,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证。但是史华慈否定了艾萨克斯把中国共产党认定为农民党的说法。史华慈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始终确信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虽然中国共产党置身于农民的环境中,但是中国共产党注定要领导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史华慈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他强调列宁的理论以及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上,史华慈认为中国共产党并不需要产业工人阶级,他认为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农民发挥的作用过于强大,而无产阶级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失位。关于无产阶级的作用问题,史华慈的观点具有偏颇性,但是史华慈对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的认识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另外,史华慈认为毛泽东思想并没有忽视最终回归城市的目标,毛泽东按照中国国情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是殊途同归。史华慈对魏特夫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认为魏特夫的理论只是词句的堆砌,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没有任何价值。在这场论战中,史华慈展现了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的理论功底,他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体发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对比分析,批评了魏特夫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苏联思想附庸的错误观点,肯定了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产生了强烈的学术影响力。
(三)欧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集大成者——施拉姆
施拉姆是著名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他是与史华慈同时代的学者。施拉姆1924年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1944年毕业于明尼苏达州大学物理系,1954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随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从事中国问题研究。1967年,施拉姆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从事中国问题以及毛泽东思想研究;1968-1972年期间,施拉姆担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施拉姆在亚非学院期间培养了尼克·奈特、雷蒙德·F.怀利等一批博士生,这些学生后来成长为著名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施拉姆著有大量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著作,其中包括《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3年)、《毛泽东》(1966年)、《毛泽东的思想》(1989年)等,产生了很大学术影响。
施拉姆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整体性的研究。他研究了1927-1937年期间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研究了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施拉姆认为,人民军队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对于军事力量的重视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另外,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对于群众路线的重视和领导,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重要的领导方法。施拉姆认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与“列宁的阶级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无产阶级的观点极为相似”。施拉姆分析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干涉,他指出无论是李立三还是毛泽东,都认为共产国际无法很好地理解中国革命。施拉姆认为,毛泽东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对中国革命问题有了独到的理解。在施拉姆看来,随着毛泽东对农民问题认识的深入,毛泽东开始意识到农民力量的作用,并产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
对于1937-1940年期间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施拉姆研究了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早期的哲学讲座虽然不成熟,但是《矛盾论》和《实践论》确实是毛泽东的著作。施拉姆否定了柯文对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身份的质疑,他认为毛泽东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另外,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对于辩证法问题的思考,也影响到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战略问题的认识。施拉姆认为,毛泽东把矛盾问题放在突出位置,是因为毛泽东意识到中国革命问题的复杂性,毛泽东有意识地把革命策略具体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也是毛泽东具有民族独立意识的体现。施拉姆对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新民主主义论》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毛泽东特别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分析,毛泽东善于从历史和传统文化中寻找新的理论发展。另外,施拉姆强调指出,在中国革命的后期,毛泽东更加强调城市和工人阶级的地位,强调中国的工业化问题,这是毛泽东发展战略思想的重要转变,也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坚持和重视。
施拉姆也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策和策略进行了分析,同时研究了“文化大革命”。施拉姆认为,延安模式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政治、经济模式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在探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革命战争精神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专政与人民民主等一系列问题。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问题更为复杂,因此这一探索过程也较为曲折。施拉姆认为,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的探索过程有曲折,但毋庸置疑的是毛泽东为中国的繁荣发展而努力的决心。因此,施拉姆认为毛泽东思想没有过时。施拉姆还对比了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的政策与毛泽东的政策的异同,他认为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保留中国特色,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而努力的伟人。
(四)欧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现当代学者——尼克·奈特、雷蒙德·F.怀利
尼克·奈特是欧美当代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尼克·奈特曾师从施拉姆进行毛泽东思想研究,并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来在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从事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受施拉姆的影响,尼克·奈特特别注重文本分析方法。尼克·奈特认为,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毛泽东思想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毛泽东逝世之后,西方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热情有所下降,但是尼克·奈特并没有受此影响。尼克·奈特批评了欧美丑化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的现象,他坚持从学术的角度分析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和历史地位。相比欧美早期毛泽东思想研究学者的研究,尼克·奈特的研究问题意识更加明显,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更加成熟。他通过分析毛泽东思想的来源,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影响。针对欧美有些学者提出的毛泽东思想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重新整理和提炼,不能够被解释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精华实质的背离”,[6](p.143)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
尼克·奈特更加关注毛泽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维度,他研究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问题。他认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农民革命者。尼克·奈特指出,毛泽东虽然认为农民阶级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毛泽东也认识到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因此毛泽东把领导阶级的角色赋予给工人阶级。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尼克·奈特认为毛泽东实现了解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中国的特殊性的结合,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尼克·奈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萌生了走出一条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想法。尼克·奈特把毛泽东思想看作一个发展的过程,他对比了延安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思想的异同,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哲学维度一直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
雷蒙德·F.怀利出生于1941年,曾任美国里海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怀利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师从施拉姆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他的主要著作有《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1980年)、《中国:农民与革命》(1982年)等。怀利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怀利把毛泽东思想放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他探究了陈伯达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研究了国民党学者叶青等对毛泽东思想的批评,探析了抗战时期民族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影响。怀利还考察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的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影响,特别考察了陈伯达在这一时期的理论贡献。怀利认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这两个要素结合在一起,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认为,通过延安时期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论等思想理论,毛泽东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怀利还考察了政治因素在毛泽东思想确立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领导理论的确立是政治与现实实践的共同作用。怀利研究了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思想互动关系,但是他对陈伯达在延安时期政治理论贡献的评价,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除此之外,罗斯·特里尔、阿里夫·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保罗·希利等学者在欧美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也有很大贡献。以特里尔为代表的欧美学者对毛泽东的生平进行研究,向欧美民众介绍了毛泽东的情况,促进了欧美民众对毛泽东思想的了解。德里克②运用批判思想与结构主义方法研究毛泽东思想,尤其研究毛泽东思想中的现代性因素。他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性上打上了中国历史处境的烙印”,[7](p.6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实现了民族目标与社会主义目标的结合。麦克法夸尔③曾担任《中国季刊》主编,他组织了多次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学术讨论。麦克法夸尔在担任《中国季刊》主编以及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期间,对欧美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保罗·希利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批判了有些学者把毛泽东思想界定为“唯意志论”的观点,认为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应用于中国国情的尝试,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精神财富。
(五)欧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期刊
欧美学界创办的研究中国近现代问题的期刊,往往涉及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涉及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欧美期刊主要有《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近代中国》(Modern China)和《亚洲研究学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等。
《中国季刊》创刊于1960年,由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主办。自1960年以来,《中国季刊》发表了几十篇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文章,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中国季刊》汇集了一大批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进行过多次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学术讨论。《中国季刊》曾在1960年组织过关于毛主义独创性问题的学术讨论,在欧美毛泽东思想研究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史华慈与魏特夫在《中国季刊》上发表文章,对毛主义的独创性进行论战,施拉姆也在《中国季刊》发文批判魏特夫对毛主义独创性的否定。1964年,《中国季刊》发表了关于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思想原创性问题的争论文章,有学者试图以否定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的原创性来否定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身份。1980年,《中国季刊》发表了尼克·奈特的文章,回应了1964年的争论。尼克·奈特采用文本分析方法,以翔实的史料证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原创性。《中国季刊》主编迪克·威尔逊在毛泽东逝世之际,还组织专家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撰写了一系列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文章,对毛泽东进行了高度评价。
《近代中国》创刊于1975年,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系教授黄宗智主办,它汇集了大量华裔学者的文章,其主编黄宗智也是著名的华裔学者。《近代中国》主要研究近代中国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它在对中国近现代问题的研究中,会涉及对当时政治政策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近代中国》在1975年第3期发表《毛泽东和中农问题,1925-1928》一文,该文研究了毛泽东的农民政策思想。1976-1977年,《近代中国》开展了一场关于毛泽东社会变革理论的学术讨论,对毛泽东的社会变革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在欧美毛泽东思想研究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近代中国》关于“大跃进”运动、国共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也都一定程度上涉及毛泽东思想研究。
《亚洲研究学刊》创刊于1941年,原刊名为《远东季刊》,1956年改名为《亚洲研究学刊》,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其研究内容涵盖亚洲的历史、政治、哲学、文化等。《亚洲研究学刊》自创办之初,毛泽东就已经开始在中国发挥政治影响作用,《亚洲研究学刊》发表的很多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都涉及毛泽东思想。另外,它对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的研究、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研究也都涉及毛泽东思想。
欧美学界创办的关于中国近现代问题的研究期刊,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学术期刊因为其灵活性和及时性,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学术争论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众多有影响力的学者在这些学术期刊上进行过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学术争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