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3日，苏联红军攻入德国柏林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547名正式代表和208名候补代表洋溢着胜利的喜悦，聚集在庄严肃穆的中央大礼堂里。

l7年之前，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时期，为了摆脱白色恐怖，党的“六大”不得不在莫斯科召开，l7年后，经过土地革命，经过抗日战争，党的“七大”得以在全国抗日的圣地延安召开。如果说，1937年12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召开“七大”时，全党还只有五六万党员，八路军、新四军不超过l0万人，初具规模的根据地只有陕甘宁和晋察冀两块，那么现在，全党已有党员120万，军队91万人和民兵220万人，19块根据地拥有人口近l亿。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打败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领导核心。

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大会主席团成员、秘书长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幕。任弼时的声音刚落，会场上便潮水般响起了掌声。代表们的掌声把穿着粗布上衣、圆口布鞋的毛泽东请了起来。毛泽东以他浓重、也引以自豪的湖南乡音致了开幕词。开幕词就是针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文章撰写的《两个中国之命运》。

从那一刻起，毛泽东自信中国的天上已出现了第二个日头。而这个日头，就是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许多代表还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和亲耳聆听毛泽东那如诗如歌一般，又费解难懂的湖南口音。但作为这么一个大党的代表就是荣耀啊，谁都压抑不住自己的兴奋。

只有坐在前排的王明心情难抑难忍。没有人此时能走进他的心灵。毛泽东的开幕词致到一半，王明站起身来，悄悄地走了出去……

毛泽东从眼睛的余光里看到了王明留在门口的背影。他的嗓门儿便更高更嘹亮起来。他向代表们宣告：中国共产党将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4月24日，由毛泽东向大会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4月25日，朱德向大会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5月14日，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这是大会的三大报告之一。他在会上讲了两天，特别是对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七大会议上，毛泽东思想正式列入了党章。

要讲清“毛泽东思想”命名的来龙去脉，张如心应当一提。　1941年夏，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撰文，提出了毛泽东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在中国的发展，毛泽东的路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同年秋，国统区文人叶青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后，在重庆出版的《抗战与文化》杂志上撰文，提出了“毛泽东主义”问题。不过，叶青说，“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农民主义”，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

1942年2月18日，张如心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批判叶青的观点，论述“毛泽东主义决不是什么农民主义，洪秀全主义，它是20世纪的中国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科学武器，也是真正的三民主义的发扬者与执行者”。在他的文章里，张如心这样写道： 

“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1942年春开始，延安的理论界在干部整风中，时常讨论“毛泽东主义”问题。延安讨论“毛泽东主义”问题，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讨论“毛泽东主义”到底包括哪些内容，这一理论命题应当如何定义，另一种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些犯有“左”倾错误的干部，一听“毛泽东主义”就有些不舒服，这些人明里也赞成“毛泽东主义”，可暗里却反对提“毛泽东主义”，认为“毛泽东主义”无法和列宁主义相比，认为毛泽东的理论不能称之为“主义”，认为还达不到“主义”的水平。

毛泽东亦曾在中央党校发言，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

1943年，陈伯达在《评中国之命运》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考虑到对外宣传，毛泽东同意了。这年毛泽东50岁，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党内一些同志提出为他祝寿，并宣传毛泽东主义。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把这个意见告诉了毛泽东。

4月22日，毛泽东致函凯丰：“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直到1943年春以前，关于“毛泽东主义”理论命题，全党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和抗战6周年撰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正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问题。王稼样的文章中指出：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

同一时期，周恩来、朱德、陈毅也都提出了“毛泽东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问题。1943年，是全党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有—个突破性飞跃的一年。1943年以后逐渐采用王稼样的提法。其原因在于：王稼祥的文章写得高于其他任何人所写的文章，看后让人折服；王稼祥当时是介于反对毛泽东的“左”倾观点与支持毛泽东的观点之间的人物，他的提法平和了两方在此问题上的不一致；当时人们普遍感觉到列宁写了那么多著作方称为列宁主义，毛泽东与列宁相比，还有一段差距，故王稼祥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命题，很快被当时人们所接受，并逐步取代了“毛泽东主义”命题。

刘少奇引用王稼祥这一理论命题，在党章上明确写道：“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这是中国共产党写在党章上的对“毛泽东思想”问题的统一认识。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党的“指导思想问题”，进一步做了详细的解释和充分的论述。他指出：

“百余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而流血斗争，积有无数丰富的经验，这些实际斗争及其经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理论，使中国这个民族，不但是能够战斗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有近代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民族。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及其与人民联系的缺乏和思想眼界的有限性，他们的代表者，纵也能提出一种革命的纲领和一定的民主思想(这些好东西已由我们当成一种遗产接受下来)，却不能形成一种有系统的革命理论，更说不上能形成关于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全部有系统的科学理论，这种理论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创造出来，而其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便是毛泽东同志。

我们的大会应该热烈庆祝：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产生了、发展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这个理论，已经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了极大的胜利，并将继续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胜利和解放。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光荣，它将造福于我国民族至遥远的后代。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新的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从遵义会议到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整整10年，终于认识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掌声中微笑。中共五大时，他还是一个没有表决权的代表。六大召开时，他没有能参加。而七大会议之上，他已经改变了一个政党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自己。他心情应当是激动的，但没有能看出这位伟人流露于形表。只是他在会议结束后，回到枣园为女儿梳了一个小辫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