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是由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是某个人突然冒出来的，突发奇想。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曾经是经历了一个由少数人到多数人，由不深刻到深刻，由不自觉到自觉这样一个过程。
1、第一个阶段：党的幼年时期的认识
这个阶段党的早期领导人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实际中去的思想。
早在1919年，李大钊在最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提出：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1920年，李大钊又说过：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着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时，必与英、德、俄……有异”。（《李大钊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恽代英在1920年指出：“我们的任务，在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页）
张太雷在1921年提出：要“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方法正确地运用于各国具体特点的基础之上”。 （《张太雷文集》续，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陈独秀在1922年把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的精神归纳为两条：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第二，“实际活动的精神”。
他说：“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
他还说：我们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需将其学说实际中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77页）
1926年，蔡和森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的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本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而且当时他还预言，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制定出来。
李大钊是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这些历史资料表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不是个别人的突发奇想，而是很多人所共有的思想。究其根源来说，这是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是中国革命实践的呼唤。
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是党的早期领导人很多人都具有的。这种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先声。
不过，在党的幼年时期（主要指1927年这个时期），我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问题还没有形成深刻的、完整的、统一的认识，但是在中国实践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上达到了共识。党的中央领导层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明确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遵义会议之后的。
2、第二个阶段：从遵义会议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1935年1月—1938年9月至11月）
这个阶段：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而且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成共识。
明确地概括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科学命题的是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10月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中。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此时正值抗日战争初期，条件非常艰苦。历史资料表明，就在这个会议结束不久，11月20日、21日和12月1日，日本的飞机连续三次轰炸延安。造成了一部分军民的伤亡，一部分房屋被毁，毛泽东的住处当时受到威胁，不得不从延安市内的凤凰山路搬到了延安市外的杨家岭。
这是党在抗日战争初期召开的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毛泽东同志在10月12日下午、13日下午、14日下午和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一个长篇的报告。这个报告当时的题目是《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报告一共分为八个部分。这个报告最早发表在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延安的《解放周刊》第57期上，题目是《论新阶段》。其中的第七部分题目叫做《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后来收进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上，署的时间是1938年10月14日。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表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科学命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个命题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终于从感性升华到了理性，从而实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关系认识过程的一次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提法和思想当时得到了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赞同。
从历史文献上看，与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相呼应，张闻天、张浩等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和发言中，也谈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民族化、中国化”的问题。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在部署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时都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用法并明确提出了“中国化”的要求，如张闻天在谈到组织工作时，指出：“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否则我们就不是中国的共产党员。将外国党的决定搬到中国来用，是一定要碰钉子的”；在谈到宣传教育工作时，指出：“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特别要注意于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方法，寓教于共产党与革命青年。并以此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
张浩（时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在发言中也提到，“要是工作方法方式的民族化、中国化、通俗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提法，言简意赅，通俗明快。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个提法被很多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使用，比如，彭真、张闻天、艾思奇、杨松、张如心等都论述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再比如刘少奇、陈毅、邓拓、任弼时、周恩来等也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的提法。
六届六中全会后不久，彭真在晋察冀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应用于中国的具体问题上，就是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来具体解决中国的问题。”
1941年，刘少奇在《答宋亮同志》的书信中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
还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使用和论述中又产生了另一个命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从现在查到的资料看，1942年7月1日朱德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一文中正式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概念。
他说：“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解放日报》1942年7月1日）
1943年6月，任弼时在《共产党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指出：毛泽东“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学习马列主义，“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任弼时选集》第305、304页）
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说：遵义会议后，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88页）
这里的“理论”就是讲的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后来叫做毛泽东思想。
后来，经过延安整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我党的共识
3、第三个阶段：延安整风运动后（1942年以后）
这个阶段全党对这个问题达成共识。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的，但六届六中全会没有正面批判教条主义。对教条主义发动总攻是1942年延安整风。延安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这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理论条件。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开展学习竞赛运动，较大程度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更重要的是，全党通过延安整风清算了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毛泽东系统地批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从1943年10月起，全党重新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在此基础上，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得到确立和巩固，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党的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作了理论上系统地阐述。刘少奇同志在报告中，曾经这样说，“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在这里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而不是以工人为主要群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中世纪残余（而不是反对本国资本主义）——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
刘少奇曾经在报告中还说，“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和党的许多文献上。……这些理论和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
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应该说，在党的七大以后，全党公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从以上所举的例子中，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思想由来已久，党的早期领导人就有；作为一个命题，是由毛泽东在1938年概括的。这个思想和命题在党的七大成为全党的共识。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1921年党的建立直到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24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国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总的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这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特别是2005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下发文件，决定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其所属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二级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