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唐代传奇

唐传奇是指唐代流行的文言小说，作者大多以记、传名篇，以史家笔法，传奇闻异事。以“传奇”为小说作品之名，当始于元稹，他的名作《莺莺传》，原名“传奇”，今名是宋人将此篇收入《太平广记》时改题。后来裴铏所著小说集，也叫《传奇》。但这时“传奇”只是用为单篇作品或单部书的题目。至于把“传奇”明确地用为唐人文言小说的专称，现存资料中最早见于元末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稗官（小官。小说家出于稗官，后因称野史小说为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戏曲继。”以后就这样沿用下来。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更将所分六类小说的第二类亦即《莺莺传》、《霍小玉传》等定名为“传奇”，于是，传奇作为唐人文言小说的通称，便约定俗成地沿用下来。

一、唐传奇产生的原因

1、文学传统：

首先，唐传奇源于六朝志怪，但两者又有根本的区别。

尽管六朝志怪并不完全是为宣扬神道而作，它也有娱乐的目的，但总体来说，受神道意识的影响毕竟很深，作为文学创作的意识反而不明确；虽然也有一些情节较为曲折的作品，但基本上还是粗陈梗概而缺乏深入细致的描绘。到了唐传奇，情况才有根本的改变。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他已经注意到两者之间写作态度的不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更明确地指出，传奇与志怪相比，“其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正因如此，在唐传奇中出现了较六朝志怪更为宏大的篇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小说结构，其情节更为复杂，内容更偏于反映人情世态，而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心理的刻划，也有了显著的提高。由此，唐传奇宣告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

其次，史传文学。

在从志怪到传奇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史传文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主体虽非虚构，但作者为了追求鲜明生动的效果，往往有意无意地在细节描写中采用虚构手段。以《史记》为代表的历史人物传记，在叙述故事和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早已为后人提供了良好的榜样。唐传奇的重要作家中，有不少人是历史学家，他们很容易继承这一传统，而更自由地运用于小说创作。唐传奇中凡以写人物为主的，几乎一概题为“××传”，这也是来自史传的明显痕迹。

再次，故事化的辞赋。

辞赋最早就是在虚构的框架中展开辅陈描述的，即刘知几所谓“伪立客主，假相酬答”（《史通》外篇《杂说》）。到东汉，有些辞赋的基本内容也采用虚构的故事，如杜笃《首阳山赋》，写自己在首阳山同伯夷、叔齐的鬼魂相遇，而后来蔡邕《青衣赋》、曹植《洛神赋》等，故事更加曲折、完整。在民间，俗赋的故事化更加彻底，以六朝残存的《庞郎赋》尾段来看，那时的民间俗赋已经完全故事化。唐代也有不少这样的俗赋，至今在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好几篇。辞赋的故事化、通俗化，使它和小说相互沟通，并影响了小说的发展。如俗赋中每以骈文与诗歌交错成篇，这一特点在《游仙窟》一类传奇作品中仍保存着。至于大多数传奇语言偏向于华丽、在人物外貌及景物的描写上常用铺排手法，则和整个辞赋文学的传统都有一定关系。

2、时代因素：

首先，唐代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达，因而产生了多种面向市井民众的俗文学形式。如说话、变文等，都是以虚构故事来吸引听众的。

唐五代时流行的民间说唱伎艺尚有“转变”。转变，就是说唱变文，当时极为盛行，上自宫廷，下至闹市，都有演出，且出现了演出的专门场所“变场”。变文，或简称“变”，乃转变的底本，在敦煌说唱类的作品中保存较多。现知明确标名“变文”或“变”者有八种：《破魔变文》、《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八相变》、《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汉将王陵变》、《舜子变》、《前汉刘家太子变一卷》。说话、变文等文体形式不仅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也引起文人士大夫的兴趣。如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他弟弟生日时请来的“杂戏”表演中，就有“市人小说”即民间说话。又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云：“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句下自注：

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听）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卯未毕词也。

元、白一大早即起来听说 “话”，以至长达两个时辰，足见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好尚。这一类新兴的俗文学，必然会给文人创作带来刺激，并提供新鲜的素材，而唐代贵族文化意识逐渐衰退，尽管士大夫中轻视小说的态度没有完全改变，但许多文人已经把注意力投入到这种比诗文辞赋更富有趣味性的创作中来了。

其次，大量传奇作家的出现。

据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说，传奇还常常被唐代举子用作“行卷”——考试前投献给有关官员，显示自己在“史才、诗笔、议论”等多方面的才能。

三、唐传奇的分期：

（一）初期。

唐传奇的发展与唐诗不同步，诗歌方面所说的初、盛时期，在传奇方面都属于初期，也就是从志怪体向传奇体转变而尚未充分成熟的时期。总的特点是，大多数作品还没有完全摆脱志怪题材的影响，但作者已经有目的进行小说创作，结构完整，情节丰富，描写也比较细致。代表作有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张鷟(zhuó)的《游仙窟》等。

《古镜记》以古镜为线，将12个小故事连缀在一起，记此镜伏妖等灵异事迹。

《补江总白猿传》写梁将欧阳纥携妻南征，途中妻为猿精所盗。欧阳纥经一番历险，才终于在其他被窃去的妇女帮助下杀死猿精，救出妻子。而后其妻生一子（指欧阳询），貌似猿猴而聪敏绝伦。后欧阳纥被杀，江总收养此子，“及长，果文学善书，知名于时”。文中猿精预言其子“将逢圣帝，必大其宗”，故其写作年代当在欧阳氏尚贵盛时，即询子通于武后天授初被诛之前。又这篇小说向来被认为是“唐人以谤欧阳询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其实也很可能是俳谐之作而并非有意诽谤。

《游仙窟》是唐人传奇中字数最多的一篇，也是此期传奇作品中艺术成就较高的一篇。作者把唐初文人放荡、轻佻的狎妓生活，第一次写入传奇作品中，但与中唐同类题材的成熟作品如《李娃传》等相比，又显示出浅薄与浮艳。该文以第一人称自述奉使河源，途中投宿神仙窟，与女主人十娘、五嫂宴饮欢乐的情事，所谓“神仙窟”不过是妓院的代称而已，因为在唐代，“仙”一般是指艳冶女子或妓女。全文以骈文写成，又穿插了大量主客对答的五言诗，表现男女间的调笑戏谑，颇有色情倾向。华丽的文风中杂有俚俗气息，已经颇具后来成熟期传奇作品的体貌了。这篇小说在作者生前即已传入日本，后在国内失传，直至近代学者从日本抄回，国内始有传本。

（二）盛期。

自德宗建中（780-783）年始，随着传奇样式的成熟，传奇创作进入了它的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的文人投入了小说创作，因而显著地提高了它的艺术性；元稹、白居易、白行简、陈鸿、李绅等人以歌行与传奇相互配合（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白行简《李娃传》和元稹的《李娃行》），也刺激了传奇的兴旺；还出现了像李公佐、沈亚之那样坚持长期写作传奇、在文学史上专以小说著名的文人。

唐传奇盛期总的特点，除了作家、作品数量众多以外，内容上，大多写耳闻目睹或亲身感受的现实题材，以题材而言，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讽世小说和爱情小说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尤其后者，可以说代表了唐传奇的最高成就。艺术上，结构宏伟完整，情节丰富曲折，描写细致深刻，文辞华美，人物形象鲜明，尤其是妇女形象最为杰出。此期作品种类繁多，大抵有如下几类：

首先，梦幻小说（讽世小说）。

代表作是沈既济的《枕中记》和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

《枕中记》是一篇讽世小说，所写即著名的“黄粱美梦”故事：热衷功名的卢生，在邯郸旅舍借道士吕翁的青瓷枕入睡，在梦中实现了他娶高门女、登进士第、出将入相、子孙满堂等等一切理想。一旦梦中惊醒，身旁的黄粱饭犹未蒸熟。于是他顿时大彻大悟，稽首再拜吕翁而去。

《南柯太守传》命意与《枕中记》略同，述游侠之士淳于棼醉后被邀入“槐安国”，招为驸马，娶金枝公主，出任南柯郡太守，守郡二十年，境内大治。孰料祸福相倚，先是与邻国交战失利，继而公主又罹疾而终，遂遭国王疑惮，被遣返故乡。这时他突从梦中醒来，方知是醉后一梦，而所谓“槐安国”者，实乃庭中大槐树穴中的一个大蚁巢而已，正所谓“南柯一梦”。

上述两篇小说，虽带有某种奇异色彩，但中心完全是现实的人生思考，而不是为了传述异闻。它们明显地反映出由于时代的变化和佛道的思想影响，中唐文人那种沮丧迷惘的心理和逃离现实的愿望，因而初盛唐人热情追求的功名事业，在这里被描绘成一场大梦。《枕中记》写卢生梦醒之后说：“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南柯太守传》也记淳于棼梦醒之后，“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这些与中唐诗歌有一致之处。由于作者对功名事业取否定的态度，因而也写出了士人沉迷于利禄、官场中勾心斗角以及世态炎凉的情形，具有较强的讽刺意义。 在艺术上，两篇小说均有结构谨严、描摹生动之长。不过《枕中记》偏向于史家的简洁文笔，《南柯太守传》则更为小说化了，其情节之丰富、细节之详赡，都胜于前者。作者把梦中的一切情景尽可能写得真切别致、饶有趣味，有力地反衬出现实人生与梦幻无异的主题；小说中安排淳于棼之友周弁、田子华于梦中出现，又写淳于棼醒后掘开蚁穴，所见泥士推积的形状与前梦所历城廓山川一一相符，更进一步渲染了幻中有实、似梦非梦的氛围，其手段是很高明的。

其次，爱情小说。

包括志怪和人事两个方面。志怪方面的代表作是沈既济的《任氏传》，李朝威的《柳毅传》和陈玄佑的《离魂记》。

《任氏传》写贫穷落拓、托身于妻族韦崟(yín)的郑六，邂逅自称“伶伦”而实为狐精的任氏，娶为外室。韦崟闻知任氏绝色，依仗富贵去调戏她，甚至施以暴力，而任氏终不屈服。韦崟为之感动，从此二人结为不拘形迹的朋友。后郑六携任氏往外县就一武官之职，途中任氏被猎犬咬死。郑六涕泣葬之，“追思前事，唯衣不自制，与人颇异焉。”全文层次井然，叙事精工，对任氏的形象刻画尤其出色。《任氏传》不同于初期传奇特征有三：其一，小说更充分地使用人物传记的形式，使主要人物任氏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其二，以往小说中的神怪形象，作者所强调的是其诡异的一面，而在本篇中，任氏的形象更偏重于人性的一面；其三，以往的小说中，妖精作为仙佛的反面，大多以残害人类的面目出现，任氏却一反往常，率先以一个坚贞刚强、聪明可爱的狐精形象出现在文学创作中。作者笔端宣扬的思想是“人不如狐”。总之，神怪题材在这篇小说中进一步向富有人情味、更接近现实生活的方向发展了。

《柳毅传》是一篇既有奇异的情节、浓厚的神话色彩，又能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的传奇作品。小说中的传书人柳毅，是个落第返乡的举子，他为在泾川牧羊的龙女传书，纯出义愤。当钱塘君将龙女救归洞庭，以威临之，欲将龙女嫁他时，他不屈于威武，严辞峻拒，表现出坚毅的品格。洞庭龙女初以父母之命远嫁泾河小龙，受到厌弃虐待，通过亲身经历，她转而追求爱情，抗拒父母“欲配嫁于濯锦小儿”之命，“心誓难移”，终于获得了幸福。龙女的叔父钱塘君，更是一个作者倾注了心力的具有叛逆者气质的英雄人物，一出场，作者就给他安排了“千雷成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的惊天动地的场面。他敢于置上帝之命不顾，掣断金锁玉柱，飞赴泾川；他能无视传统伦常，吞下泾河小龙而为侄女另择佳偶；他是如此刚猛无畏，却又能折服于柳毅不假辞色的抗拒，在一个荏弱书生面前赔罪认错。在这篇极富于浪漫色彩的神话爱情故事和三个主要人物形象中，寄托了人们对自由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它因此长久以来受到广泛的喜爱。

《离魂记》约产生于大历末年，写的是张倩娘为追求自由爱情，冲破封建家庭的阻挠，灵魂离躯体而去，终得与情人结合；后返归故里，与在闺房病卧数年的倩娘的身躯“翕然而合为一体”。小说运用浪漫手法，幻设奇妙情节，赞扬婚姻自主，谴责背信负约，对自由爱情的主题作了突出的渲染描绘。离魂又能返魂的故事，首见于六朝小说《幽冥录·庞阿》，但离魂竟可以结婚、生育，却是《离魂记》的创造和发展。元代郑光祖有《倩女离魂》杂剧，汤显祖的《牡丹亭》，也借用了离魂的手法。

人事方面的代表作是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和蒋防的《霍小玉传》。

《莺莺传》是第一篇完全不涉及神怪情节、纯粹写人世男女之情的作品，它在唐传奇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故事大略述张生寓蒲州普救寺，适其表姨郑氏携女崔莺莺同寓寺中。其时绛州节度使浑瑊死，军队发生骚乱劫掠。张生与其将领友善，庇护了她们母女。在郑氏所设答谢宴上，张生认识并倾心于莺莺。在婢女红娘帮助下，张生以诗求私通，始遭严拒，但最终莺莺不能自持，以身相许，二人幽会累月。后张生赴京应举、遂与之绝。一年多后，张生与莺莺已各自嫁娶，张生偶过其家，以表兄身份求见，莺莺赋诗拒之，二人遂“绝不复知”。文中又附杨巨源《崔娘诗》、元稹《会真诗》等。小说所述张生行事与作者元稹一一皆合，故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元稹自己的写照。

《莺莺传》其实很难简单地指为“爱情小说”，张生对莺莺，只是把她看作一个具有诱惑性的“尤物”乃至“妖孽”，始而为其美色所动，主动亲近，最终却为了自身利益将她抛弃，而这种行为在小说中竟被称颂为“善补过”。但另一方面，在发表伪善的议论的同时，作者毕竟还是描绘了一对青年男女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中彼此慕悦和自相结合的经过，小说中的崔莺莺的形象，也是刻画得比较成功的。她以名门闺秀的身份出现，端庄温柔而美丽多情。她以传统礼教作为防范别人和克制自己的武器，内心却又热烈渴望自由的爱情，而终于成为封建势力和自私的男子的牺牲品。由于小说中包含着作者真实的经历，它表现人物性格和心理，也就比一般作品来得真切；作者的文学修养又很高，善于运用优美的语言来描摹人物的体态举止，并以此呈现人物微妙的内心活动，让人读来确实很有美感。由于小说中存在着反映青年男女向往自由爱情的基础，它后来被改造为《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杂剧，小说本身也更为著名了。  

这篇小说的缺陷，除了上述写作态度上的矛盾和由此造成的作品主题的不统一，从结构上来说，后半篇不仅记述了莺莺的长信，还穿插了杨巨源和作者本人的诗歌及张生“忍情”的议论等，也显得松散累赘。

《李娃传》略述天宝中荥阳公子某生赴京举秀才时恋上娼妓李氏，一年余资财耗尽，假母设计弃之，遂愤懑成疾，后沦为唱挽歌的歌郎。一次与人赛歌时为其父发现，责其玷辱家门，鞭打至昏死而弃之。生复得同伴相救，但浑身溃烂，沦为乞丐。一日雪中哀叫，为李氏所闻，乃悲恸自咎，赎身而与生同居，勉其读书应举。生进士及第，授成都府参军。适其父任成都尹，乃父子相认。父感其事，备六礼迎娶李氏。十余年后生官至方面大员，李氏封汧(qiān)国夫人。这个故事纯为虚构。在当时社会中，士人和妓女的爱情不可能有完满的结果，像李氏那样更异想天开。这个“大团圆”的结局回避了尖锐的现实矛盾，并成为后世戏曲小说经常套用的一种模式。但它也确实反映了人们一种善良美好的愿望，即希望久经磨难的情侣最终得到理想的结合，而读者也从中对人生得一种幻觉上的满足。

从小说艺术来说，《李娃传》具有相当高的成就。其一，它的故事情节比以往任何小说都要复杂，波澜曲折，充满戏剧性的变化，而结构非常完整、叙述十分清楚，很能够吸引人。其二，小说主要人物李娃的性格也比前出传奇作品显得丰富。她作为一个风尘女子，在荥阳生钱财花尽时，镇定自如地在一场骗局中抛弃了他，这是由其营生性质所决定；但当她目睹荥阳生陷入极度悲惨的境地时，被妓女生涯所掩盖了的善良天性又立即显露出来，机智果断地对自己和荥阳生将来的生活作出安排。这一过程中，她的性格特征既有承接又有变化。其三，虽然小说本身出于虚构，但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有很多真实动人、描写细腻的细节，显现一种生活气息。其中关于东肆、西肆赛歌的描写，令人如见唐代城市生活的景象。

《霍小玉传》写出身贵族而沦落倡门的女子霍小玉与士子李益相爱，自知不能与之相伴始终，只求李益与自己共度八年幸福生活，而后才另选高门，自己则甘愿出家为尼。然而李益后来却违背誓言，避不见面。小玉百般设法，求一见而不可得，以至寝食俱废，卧床不起。最后一黄衫豪侠强挟李益来见，小玉怒斥其负心无情，愤然死去。死后阴魂不散，使李益终不得安宁。

唐传奇中以爱情小说最有情致，而《霍小玉传》尤为精彩动人。同样是写妓女与士子的爱情，《李娃传》情节曲折，故事趣味很浓，而《霍小玉传》的情节相对简单，但在反映生活的深刻性和表达感情的强度上，则要超过《李娃传》许多。沦落风尘的霍小玉热烈地爱上李益，与之立八年相守之誓，是在不幸的命运中想要抓住自己的生命的一种苦苦挣扎，然而这一点希望也被自己所爱的人破坏，使她坠入黑暗的深渊，这会令人感受到社会是何等不合理和无情。而同样是表现对理想人生的追求，《李娃传》是通过幻想的“大团圆”来给人以虚假满足，《霍小玉传》则以悲剧的结局来激发人们的渴望，也更有感染力。还有小玉爱和恨都极端强烈的性格，也给人以震撼。下面是小说中写霍小玉与李益最后相见的一节：

玉沉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质娇姿，如不胜致，时复掩袂，返顾李生。感物伤人，坐皆欷歔。……因遂陈设，相就而坐。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

※ 唐传奇中的爱情小说，多写士子与妓女的关系。

1、与六朝相比，唐代的妓女不再纯为世家大族所有，成为他们蓄养的歌娘舞女；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当时繁华都市中，青楼兴盛，成为一个向社会广泛开放的场所，这里聚集着三教九流，文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唐代文人常流连于此，因而产生许多风流故事，诚如杜牧所言：“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2、从唐代士子的婚姻状况考察，当时的许多婚姻关系通常并非因两情相悦而形成，所以文学中所表现的较为自由的恋爱，大抵是在婚姻以外。只是小说与歌曲相比，其表现的力量要强得多了。可以说，对现有婚姻的不满，是唐代士子走出家庭，在外界寻求情感慰藉的一个现实因素。

3、从唐代妓女的特点来考察，当时的妓女多半是幼而为娼，能歌善舞，与恪守妇道的良家女子相比，更能展示原始女性美的一面。文人那种风流倜傥也似乎只有在风情万种的歌妓舞女面前才能得到最为充分的展露，何况青楼之中又不乏柔情软语如霍小玉、红袖添香如李娃者在。

4、从士子妓女的现实处境来看，文人尤其是失意文人与妓女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天然的纽带，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对人生的悲剧感受，很容易让二者达成共鸣。身世沦落而人格并未缺失的妓女，很希望能从士子那里寻回爱情，寻回重新生活的勇气。诗词曲赋成了他们交流的一种特有方式，而在浅吟低唱中，心灵的沟通也就实现了。妓女如同“苦难之荷上莲花”，文人之爱莲，正是怜其不幸，爱其不染。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可靠，但对于士子来说，无疑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再次，政治小说：主要代表作是陈鸿的《长恨歌传》。

《长恨歌传》是一篇兼及政治与爱情的历史小说，此传情节安排与《长恨歌》略同，但批判意图甚为明显，用作者的话说，就是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不过，在具体描写过程中，作者却将重心放在唐玄宗与杨贵妃死别之后的相思之情上，不时以抒情性的笔墨，来勾勒场景，渲染气氛，如“第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莲夏开，宫愧秋落，梨园弟子，玉琯发音，闻《霓裳羽衣》一声，则天颜不怡，左右歔欷”、“于时云海沉沉，洞天日晓，琼户重阖，悄然无声”，都简当而富有情韵，显然受到白居易《长恨歌》的影响。

第四，侠义小说：代表作是李公佐的《谢小娥传》。

《谢小娥传》记述谢小娥的父亲与丈夫行商在外，被人杀害，小娥寻访仇人为他们报仇的故事，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的女性形象，在当时的小说中别具一格。“车中猴，门东草”（申兰）；“禾中走，一日夫”（申春）。

（三）晚期。

从留存的作品来考察，晚唐时期，单篇传奇的数量大为减少，特别是爱情题材显现衰落，但在文宗大和（827-835）年后，尤其是宣宗大中初到懿宗咸通末（847—873）的二十几年里，传奇小说集的创作却十分兴旺，其中不乏富于文学趣味的作品。题材方面，豪侠小说和讽刺小说等取代爱情小说而兴起，也丰富了唐传奇的内涵。到了唐末，小说集的内容变得琐杂起来，有些恢复到六朝志怪的面貌，有些转化为名人遗事佚闻的记载，失去传奇的结构和趣味，唐传奇这一文学样式于是宣告分化瓦解，走向衰微没落。

晚唐传奇小说集中，较重要的有薛用弱《集异记》，牛僧孺《玄怪录》，李复言《续玄怪录》，裴铏《传奇》，袁郊《甘泽谣》等。

豪侠小说是晚唐传奇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类。当时，一方面藩镇各据一方，多蓄游侠之士，另一方面民众在动乱的生活中，也幻想有特异能力的人为他们主持公道，豪侠小说便顺应这样的形势和社会心理而兴起。这类小说又常和爱情故事纠缠在一起，更增添了它的浪漫气息。名篇如裴铏《昆仑奴》，写一老奴武艺高强，为其少主窃得他所爱的豪门姬妾，使二人如愿以偿；裴铏的《聂隐娘》和袁郊的《红线传》，均写身怀异技的女子因知遇之恩，为主人排难解纷的故事。这些小说中所赞扬的侠义人物，都是从个人经历的关系上“知恩图报”，这反映着民间的一种道德观。最著名的豪侠小说，是以单篇形式流传下来的《虬髯客传》。它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杜光庭，也有说是初唐张说所作。小说中写隋末天下纷乱，杨素的宠妓红拂慧眼识英雄，私奔李靖，二人在客店中又遇到意在图王的“虬髯客”。后虬髯客见到“李公子”即李世民，知天下有主，又不甘称臣，遂远去海岛称王。这是一篇艺术性很强的作品，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同时写三个具有英雄气概的人物，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风采，在彼此映衬中更显得生气勃勃。所以“风尘三侠”的典故广传于后世，读过这篇小说的人更难忘记这三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再则，小说于英雄豪迈之气中，穿插儿女之情的旖旎，读来尤觉深有情趣。

晚唐传奇中还出现了许多具有讽刺性的作品，抨击范围很广，也很大胆。虽然艺术性强的作品不多，但它既是晚唐讽刺小品的先声，也是后世讽刺小说之滥觞，很值得注意。

四、唐传奇的艺术成就

1、与传录异事、粗陈梗概而无甚作意的六朝小说相比，传奇作者更注重作品的审美价值，注重小说愉悦性情的功用，由此形成“作意好奇”（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始有意为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特点。考察唐人传奇的写作动因，或是友朋相遇，“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任氏传》），或是“会于传舍，宵话征异，各尽见闻”（《庐江冯媪传》），最后由长于叙事者整理成篇，录而传之，这是唐人小说产生的基本模式。这种创作模式可以驰聘想象，逞才使气，不拘格套，其目的即在于将奇诡动人的故事传示与人，既博得知音同道的叹惋，又借以展露文笔才华，用传奇家沈既济的话来说，就是“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任氏传》）。当然，唐传奇也有表现节烈、宣扬神道、讽刺政敌，或在篇末论赞中强调惩劝意味的，但这只是部分作品的部分特点。从总体看，唐人传奇以愉悦性情为旨归，更加关注个性生命和个体情感，全方位地展示纷纭复杂的人世生活，让诸色人等在作品中跃动，借以寄寓个人的志趣爱好和理想追求，已成大势所趋。诚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言：“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谕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

2、传奇作家对各种传说闻见除艺术加工外，还在其基础上进行杜撰，亦即有闻加工，无闻虚构，从而使小说所传之“奇”，成为有意为之之奇、大加渲染发挥后之奇。那些以神怪、异梦为题材的作品讲的本就是虚幻无稽之事，虚构想象自然成为其基本手法；即使以历史和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如《长恨歌传》、《霍小玉传》等，作者也并不拘泥于史实、传闻，而是根据创作的需要，因文生事，幻设情节，多方描绘环境，巧妙编织对话，深深探寻人物的内心隐秘，有目的进行再创作。需要注意的是，在结构布局上，传奇往往采用史传的表现方法，明确交待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甚至标注年号，故意给读者造成心理上的真实感觉，但这种布局不过是一个外在的框架，而在故事展开过程中，则绝不受其限制，既大量使用虚构想象以求，又致力于细节描写以求真，在真假实幻之间，创造出情韵盎然、文采斐然的艺术品，从而在小说这一文体的独立历程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宋人洪迈说： “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唐人说荟·凡例》）说明唐传奇具有不拘囿于现实生活记录、而善于借虚构来营造真切感人之情境的特点。

3、在艺术构思上大都奇异新颖、富于变化，使有限的文字生出无限的波澜，以曲折委宛的情节引人入胜。如《李娃传》、《莺莺传》、《柳毅传》几篇描写爱情的佳作都善于选择一个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展开矛盾冲突，但其构思方式和情节结构却各不相同，《李娃传》情节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的变化，最后以大团圆结局，颇具世俗气息；《莺莺传》则以“始乱终弃”为线索，叙述描写中不时杂以短小精当的诗作，穿针引线，醒目提神，强化了作品的抒情性和悲剧效果。至于《柳毅传》的构思和情节，又以离奇变幻、巧妙曲折为特色。在柳毅为龙女传书的使命已经完成，准备离开龙宫之际，突然插入钱塘君逼婚一节，使得波澜再起；柳毅回家后两次所娶之妻均夭折，最后与卢氏成婚，而当谜底揭开后，方知这位卢氏正是龙女的化身。情节安排环环相扣，一转再转，既出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

4、不仅善于以精湛的细节描写来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用对比、衬托手法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尤工于白描式的肖像摹写，往往三言两语，即飞笔传神。如莺莺初见张生时，是“常服晬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而李娃与郑生初次相会时，却是“回眸凝睇，情甚相慕”，至再会时，再整装易服而出，“明眸皓腕，举步艳冶”。两人虽同是妙龄女郎，但一为大家闺秀，一为娼门妓女，举止、情态判然不同。霍小玉也很美，但美到什么程度呢？作者未正面描写，而是从李益的感觉着笔：“小玉自堂东阁子中而出，生即拜迎，但觉一室之中，若琼林玉树，互相照耀，转盼精彩射人。”笔致空灵飘逸，令人于诗化的境界中感到不可方物的女性美。

  5、在语言、辞采等修辞手法的使用中，唐传奇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叙述事件简洁明快，人物对话生动传神，词汇丰富，句式多变，极富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如《李娃传》中郑生求见李娃一段：

他日，乃洁其衣服，盛宾从，而往扣其门。俄有侍儿启扃。生曰：“此谁之第也？”侍儿不答，驰走大呼曰：“前时遗策郎也！”娃大悦曰：“尔姑止之。吾当整装易服而出。”生闻之私喜。

寥寥数笔，写出侍儿开门时的惊喜而疾走大呼，郑生的明知故问，李娃的喜悦而又从容不迫，描绘了初出茅庐的公子，天真活泼的侍女，从容沉着的名妓，这三种不同身份人物的不同神态和风貌，可谓神来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