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五 章   杜   甫

杜甫比李白小11岁，二人都经历过唐王朝的全盛时代和由盛入衰的安史之乱，但他们的创作，却存在某些根本的不同。李白诗歌的主导风格，形成于大唐帝国最为辉煌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的渴望与追求，成为其显著特征。而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却是在安史之乱的前夕开始形成，而滋长于其后十几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苦难之中。杜甫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的创作倾向，是杜诗主要特点。可以说，李白与杜甫构成了唐诗的分野，前者代表盛唐诗歌的典范，后者则直接开启了中唐诗风。在中唐诗歌中，盛唐诗那种浓烈的理想色彩消退了，人间的艰辛代替了理想色彩，中年的思虑送走了少年的情怀，与盛唐诗人追求境界的浑融不同，中唐诗人开始重视字句的锤炼。但是，盛唐诗歌的一些重要特征，如澎湃的诗情和壮美的诗境在杜甫的诗歌创作中仍然有所体现。从这一点来说，杜甫与盛唐文化终究有很深的关联。

第一节  杜甫的生平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陕西西安，生于河南巩县。他出身于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预（西晋名将兼学者）以下，几乎每一代都有人出任不同的官职，所以杜甫自豪地称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朝中最著名的诗人，这更加深了杜甫对诗歌的兴趣。他曾很骄傲地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其母系为唐代士族中门第最高的清河崔氏。只是杜甫的父亲杜闲只做到奉天县令，这个家庭已呈衰落之象。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终其一生很少有高蹈出世的念头，追求仕途事业和不朽的诗名，共同构成了杜甫的人生轨迹。

杜甫一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读书和壮游时期。杜甫十四、五岁时便“出游翰墨场”（《壮游》），与文士们交游酬唱。20岁以后十余年中，杜甫过着漫游的生活。他先到了吴越一带，江南景物和文化，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24岁时，杜甫赴洛阳考试，未能及第，又浪游齐、赵，度过一段狂放的生活，他后来回忆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33岁时，杜甫与李白相识于洛阳，李白当时已是名震天下的诗人，他的特殊风采和出众才华，深深吸引了杜甫。两人同游梁、宋。遇高适，三人酣饮纵游，慷慨怀古。不久又北上齐鲁，过历下，登泰山，抒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的情怀。

2、十载困守长安时期。35岁左右，杜甫来到长安求取官职。开始，他满怀信心，“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并相信自己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滞留十年却一再碰壁。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已不够有力，而把持权柄的李林甫等人，又对引进人才采取阻碍的态度。大约在杜甫到长安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变得艰困起来，为了生存，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奔走于权贵门下，作诗投赠，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献三大礼赋表》）。“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书左丞》）。这十载长安，使杜甫历尽人生辛酸，他看到了生民疾苦，关心着国家安危。忠君恋阙，仁民爱物的情怀，在这颠沛辛酸的生活里不惟未曾衰退，反而更加强烈了。这对于他的诗歌创作来说，是意义巨大的。

天宝后期，唐代社会虽维持着表面的繁盛，却已处处埋伏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玄宗和他的边将们一意开拓疆土、穷兵黩武的政策，导致国力空虚、民生艰难，许多人无辜死亡；二是玄宗沉湎于享乐，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擅权专政，阻塞言路，政治变得昏暗；三是为玄宗所宠信的安禄山身兼三节度使，手握雄兵，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处在逆境中的人容易看到现实中的弊病，当一场大崩溃即将到来时，杜甫透过个人的不幸看到了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宝十一载（752），杜甫写下了他的名篇《兵车行》，以严肃的态度，真实地记录下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悲惨图景。这首诗标志了杜甫诗歌的转变。此后，他又写出《前出塞》九首，继续对灾难性的开边战争提出质疑；写出《丽人行》，揭露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亲族穷奢极欲的生活。而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更把最高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的情状与民间饥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锐的对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撼人心的诗句概括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

3、陷贼与为官时期。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军占据下的长安。后来只身逃出，投奔驻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罢相而触怒肃宗，后于乾元初被贬斥为华州司功参军。由于战乱和饥荒，杜甫无法养活他的家庭，加之对仕途的失望，他在乾元二年（759）丢弃了官职，进入在当时尚为安定富足的蜀中。从安史之乱爆发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个国家处在剧烈的震荡中，王朝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和艰难。而他的诗歌创作也达到了颠峰状态。《春望》、《月夜》、《悲陈陶》、《悲青坂》、《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别”等大量传世名篇，都创作于这个时期。

4、漂泊西南时期。到成都不久，杜甫依靠朋友的帮助，在城西建了一座草堂。后来，杜甫的故交严武出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与杜甫过从甚密，对他的生活也多有照顾。当严武第二次镇蜀时，并表荐杜甫担任了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因此称他为“杜工部”）。杜甫是为了避乱谋食来到蜀中的。最初二年多时间，他闲居草堂，生活确实比较安逸，当时所写吟咏草堂周围自然景物的诗篇，也显出一种清新闲淡的韵致。但这种情形并没有维持很久。从全国来说，安史之乱虽于公元763年宣告结束，但唐王朝的瓦解之势并未因此而停止。外患方面，有吐蕃的严重侵扰，甚至攻入长安，迫使唐代宗仓皇出逃；内乱方面，则出现普遍的军阀割据或半割据状态，而政治的腐败、官吏的横暴，也是有增无减。从蜀中地区来说，它既是吐蕃进攻的一个重点，也是容易发生军阀割据的地方。永泰元年（765），严武去世，蜀中重又发生大乱，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也失去凭依，他又带着全家老小，登上一条小船，过起流浪逃难的生活。最初的目的大概是要沿长江东下出川，路途中却因疾病和战乱等缘故，滞留了很久。先是在云安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在夔州居住了近两年。到57岁那年，终于乘舟出三峡，却仍是在湖北、湖南一带的水路上漂泊，最后于大历五年59岁上，在耒阳附近客死旅舟。

“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五首之一）的十一年，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留下的作品有一千余首，占其存诗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尤其以旅居夔州的二年为中心，杜甫的律诗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可以说是杜诗的第二次高峰。

第二节  作为“诗史”的杜甫诗歌

杜甫的诗歌现存一千四百余首，在他一生的几个重要时期都留下了优秀的诗作。杜甫用他的诗，写了安史之乱中的许多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生动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之所以被称为“诗史”，在于其诗歌具有史的认识价值。

首先，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

至德元年（756）唐军陈陶斜大败，继又败于青坂，杜甫有《悲陈陶》：“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悲青坂》：“山雪河冰晚萧瑟，青是烽烟白是骨。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促。”收复两京，杜甫有《收京三首》、《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九节度兵围邺城，看来胜利在即，杜甫写了《洗兵马》，其中提到胜利的消息接踵而至，提到回纥军助战、在长安受到优待的事，提到平叛诸将的功业。后来九节度兵败邺城，为补充兵员而沿途征兵，杜甫有“三吏”、“三别”。

其次，杜甫的有些诗，还可补史之失载。

三吏、三别作于乾元二年杜甫从华州去洛阳时。此前不久，唐军在邺城围攻安史叛军遭到大败，形势危急，唐军为了守住洛阳、潼关一线，在民间拼命抓丁，连未成年人和老人都不能幸免。诗中所反映的从新安到潼关一带发生的捕捉男女老少充当兵士、役夫的混乱局面，史书中只字未提。杜甫却极郑重地、有计划地写了这六首组诗，揭示了广大民众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遭受的苦难。卢元昌说：“先王以六族安万民，使民有室家之乐。今新安无丁，石壕遣妪，新婚有怨旷之夫妇，垂老痛阵亡之子孙，至战败逃归者，又复不免。河北生灵，几于靡有孑遗矣。”王嗣奭也说：“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杜甫）往来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年之泪。”再如《三绝句》其一：“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这里写到的渝州、开州杀刺史的事，未见史书记载。从杜诗可见安史乱后蜀中的混乱情形。而《忆昔》则描述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游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这是常被史学家用来说明开元盛世社会风貌的一首诗，写时事，不始于杜甫，但是到了杜甫，才从如此广阔的视野并如此频繁地写时事。他的诗，提供了史的事实，可以证史，可以补史之不足。

再次，杜诗的“诗史”性质，主要的还在于它提供了比事件更为具体和生动的生活画面。

史称玄宗后期沉湎声色，记载了不少事实，而在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我们才真切地感受到这沉湎声色的情景。诗人把战火中人们的内心世界，一一展开，令人千载之下，为之动情。《羌村三首》、《哀江头》、《北征》等诗，都是这种写法。《哀江头》一诗面对台榭冷落、城池荒凉，诗人不禁抚今追昔，指出“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的悲剧结局，实际上也是对美好时代的一种缅怀，这从诗歌开篇的“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中即可看出。再如《无家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馀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败阵，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向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写到故乡荒凉，老母病死，归来无家，而尚得再次从军，令人不忍卒读。

他的有些诗，虽不是直接写时事，只写一己的感慨，但由于他颠沛战乱之中，与这场灾难息息相关。心之所向，情之所系，未离时局，因之从他的感怆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其时社会的某些心理状态。因此，这一类诗，也具有诗史的意义。

在这些史诗般的作品之中，可以发现杜甫始终关心着人民的苦难和国家的命运，“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襟”。诗人的爱国忧民情怀也是细腻和敏感的，当国家危难时，面对三春的花鸟会心痛流泪，“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一旦大乱初定，消息传来，不禁狂喜落泪，“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应当注意的是，在杜甫的思想中，合理的政治应当表现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君主应当爱护人民，使之安居乐业，而人民则理所当然第应该忠诚于君主。然而事实上这只是一种空想。杜甫作为一个诗人，面对“忧国”与“忧民”的现实矛盾的时候，不能不为此感到苦恼。安史之乱就其根本的性质来说，是一场企图改朝换代的军事叛乱。虽然安史集团的头领以汉化的胡族人为主，但民族矛盾的一面也不是主要的。可以说，普通民众是被争夺最高权力的两大集团推进了血与火之中，他们的利益在这场战乱无论以谁的胜利而告终的情况下，都不会得到保证。杜甫很清楚这个问题，人民蒙受的苦难，国家面临的灾难，都深深刺痛着他的内心。杜甫“忧国”，却不能因此而泯灭良知，回避眼见的事实；他“忧民”，却又不能因此背弃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只能在尖锐的矛盾中寻找折衷的途径。《新安吏》中的“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新婚别》中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垂老别》中的“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等诗句，诗人提高百姓参战的觉悟，寄希望于官长能爱惜士卒，就是最充分的体现。可以说，这种折衷是很勉强的，这使诗中表现出的情绪显得非常痛苦。我们没有理由苛责杜甫，作为封建时代的诗人，能够如此严肃地正对现实，关怀人民，已是难能可贵。但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以后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他获得“诗圣”这样一个带有浓厚道德意味的尊称，也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第三节  杜诗的艺术风格

一、“沉郁顿挫”的风格

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多种多样，最具有特征性的、也是杜甫自己提出并为历来评论者所公认的，是“沉郁顿挫”（《进雕赋表》）。所谓“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所谓“顿挫”，是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沉郁顿挫风格的感情基调是悲慨。杜甫是一位系念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诗人。动乱的时代，个人的坎坷遭遇，一有感触，则悲慨满怀。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他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起伏。洪亮吉《北江诗话》云：“李清莲之诗，佳处在不著纸；杜浣花之诗，佳处在力透纸背。”说明李白诗以空灵飘逸取胜，而杜甫诗则以浑厚苍劲取胜。严羽《沧浪诗话》也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比如同样写鄙薄权贵，李白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而杜甫却说：“野人旷荡无觍（tiǎn）颜，岂可久在王侯间”；再比如同是写友情，李白说：“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杜甫却说：“故凭锦水将双泪，好过瞿塘滟滪堆”。再如：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叙抱负之落空，仕既不成，隐又不遂，中间四句一转，感情起伏，“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待到郁勃不平之气要爆发出来，却又撇开个人的不平，转入对骊山的描写，“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蹋崖谷滑。”再由骊山上的奢靡生活，写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平愤懑之情似乎又是要喷薄而出了，但是感情回旋，变成了“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深沉叹息。“入门闻号洮，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悲痛欲绝的感情看来似乎要难以自制了，但又没有喷薄而出，“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个人的悲痛变成了对于百姓苦难的深沉忧思，留下了无穷韵味。杜甫在许多时候能够推己及人，甚至舍己为人，在“入门闻嚎啕，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却“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茅屋被毁的情况下，依然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喊。白居易有“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新制布裘》）。黄彻认为这种“推身利以利人”的做法不如杜甫的“宁苦身以利人”（《磐溪诗话》）。

《赠卫八处士》，也很好体现了沉郁顿挫的风格：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儿女罗酒浆。夜雨翦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人生的种种艰难在久别重逢的喜悦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化解，但诗篇的整体风格依然是沉郁苍凉的，诗篇收束在“世事两茫茫”的结句中，使人感到诗人的情感是抑而未发的。再如《梦李白二首》其一，体现了情感的回环反复的艺术效果：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叶青，魂返关塞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

杜甫先后写了十几首思念李白的诗，如《赠李白》、《春日忆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等。在上引这首诗中，诗人梦中见其来，又疑其真来；分明他已真来，又疑其何以能逃出牢笼，定非真来；说他并非真来，又分明见其月色下憔悴颜色。真真幻幻，表现的深沉低回，波浪起伏。

二、萧散自然的风格

除了沉郁顿挫之外，杜诗还有其它的风格。胡震亨说杜甫的诗“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唐音癸签》卷六）。就是说的杜诗风格的多样性。在杜诗的多样风格中，萧散自然，是又一重要特色。闲适情趣，安静明秀境界，细腻的景物描写，形成萧散自然的特色。杜诗的不同风格的形成，与杜甫不同时期的不同境遇，或者同一时期的不同心境似有关系。当他生活坎坷，颠沛流离，或处于战乱之中时，他的家国之思，身世之感，便自然涌出，悲歌慷慨。这时的诗，往往便表现为沉郁顿挫。长安困顿、陷落贼中、华州与鄜州时期、陇蜀道上、夔州以后的诗，多数是这类风格。当他生活稍为安定时，他就写一些萧散自然的诗。

长安收复不久，杜甫回到长安，喜悦的心情和暂时安定的生活，给他的诗带来了一种从容闲适的情调，这在描写曲江的诗歌中体现最为充分。如《曲江对雨》：“城上春云覆苑墙，江亭晚色静年芳。林花著雨燕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曲江对酒》：“苑外江头坐不归，水精春殿转霏微。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曲江二首》其二：“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成都草堂的一段时间，也有不少这类作品。如《水槛遣心二首》其一：“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 鱼鸟自得其乐，在一片宁静的氛围里，生一份闲适愉悦情思。《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三：“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其五：“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组诗把萧散自然的情怀抒写得从容和优雅，让人神往。

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

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漫成二首》其一）。

芹泥随燕嘴，花蕊上蜂须。（《徐步》）。

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独酌》）。

这些都是萧散心境、闲适情趣的产物。在此时期，陶、谢的名字经常出现在诗中，《石柜阁》：“优游谢康乐，放浪陶彭泽。”《可惜》：“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有的诗歌与陶诗的境界极为相似，如《寒食》：“寒食江村路，风花高下飞。汀烟轻冉冉，竹日静晖晖。田父要皆去，邻家闹不违。地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

第四节  杜诗的表现手法

一、叙述手段的丰富

杜诗擅长使用叙述手法，以五、七言古体写时事，即事名篇。杜诗叙事，既叙事件经过，又用力于细部描写。这些细部描写，从细微处见出真实，展开画面，把人引入某种氛围、某种境界。《北征》叙从凤翔行在往鄜州省家的一路所见：

菊垂今秋花，石载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

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鸱鸮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

写到家情境：

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

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

没有直接写战争灾难，而乱离与贫困一一显现。他写的都是不起眼的平常细事，但正是这些细小的描写，从一个视角展现了广阔的历史画面。也正是这些细小的描写，使杜诗的叙事方式有别于前此的叙事诗。它从概括描写走向写具体事件的片断，因写细节而更少概括描写常有的夸张，更多真实感。故事性被冲淡了，而生活色彩则得到极大的加强。

杜诗叙事，融入强烈的抒情。多数的叙事诗，他其实是作为抒情来写的。例如《羌村三首》，记回鄜州省家事，写重逢如何悲喜交集，写与家人、邻里如何在这悲喜中相见，客观的、真实的叙述与主观的、强烈的抒情，融为一体。如其一：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诗中呈现一幅戏剧性的异常感人的场面。在那一场突发的大战乱中，家破人亡是寻常事情，骨肉重聚反而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了。杜甫以准确生动的语言，把他们一家人重新相见时，彼此如在梦中、亦惊亦悲亦喜的复杂心情清晰地呈现出来，可谓感人至深。

他的一些诗，很难分出是抒情还是叙事。有时还杂以议论，融抒情、叙事、议论于一体。当然，杜诗的议论不是某种哲理的演绎或阐发，而是从丰富的生活实践中概括出来的至理名言。诗人常以议论来抒情，“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登楼》）等，正如沈德潜所说“带情韵而行”。方东树也说，诗有议论则“最易近腐、近絮、近学究”，而在杜诗中是不存在这些情况的。

二、律诗创作的艺术突破

首先，以组诗形式来写律诗。

为扩大律诗的表现力，杜甫以组诗的形式，表现一些较难表现、较宽泛的内容，五律和七律都有这样的组诗。五律中有《秦州杂诗二十首》，20首集中地表现了他在秦州时的心境。杜甫以律诗写组诗最为成功的，是七律。在杜甫以前，七律多用于宫廷应制唱和，这类诗内容贫乏，其语言亦平缓无力，而在这以外，佳作也为数不多。杜甫利用它比五律稍大的篇幅，使之能包含相当大的容量；在语言节奏方面，虽然七律每句只比五律多二字，但经过杜甫的精心调节，却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变化。于是，七律成为一种既工丽严整，又开合动荡，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的诗型。如《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特别是《秋兴八首》，可以说是杜甫律诗中的登峰造极之作。

这组诗写于滞留夔州时期。此时安史之乱虽已结束，而外族入侵，藩镇叛乱，战争仍然不断。挚友已先后离开人世，诗人自己仍飘泊沧江，且疾病缠身。山城秋色，引发他的故园之思和对于京华岁月的怀念，回顾一生，感悟哲理。八首诗就是在这一思想脉络上展开，一层深入一层。第一首：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诗写巫峡的秋声秋色，美丽而萧瑟，壮阔而阴郁，牵动滞留夔府孤城的寂寞心绪，也牵动故园之思。由丛菊两开引发留夔两载的辛酸岁月的感慨，引发对于故园的思念。正沉浸于回忆与思念之中，忽又为白帝城的四处砧声所惊断，于是有第二首。第二首又从现实开始，进入感慨与回忆：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从落日啼猿、孤城怅望中产生的身世飘零之感，引发对于往日曾叩近侍的回忆，又是感慨万千。正沉浸在回忆与感慨里，忽又被山城悲笳惊醒，回到现实中来。时光流逝，已经月上中天，叹时光而伤沦落，于是有第三首：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

这一首从时光流逝叹抱负落空，引发对于朝廷用非其人的不满，于是有第四首：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这一首是对于国家命运的忧念。意谓政局变更，边境战火不断，国家前途可忧，而自己穷老荒江，无法报国，空有忧思而已。后四首主要写长安的蓬莱宫、曲江、昆明池、渼陂，诗人忆往昔、感盛衰、伤沦落、叹身世。总之，这八首诗要表现的是一种深沉复杂的感情，交错着感慨、回忆、思念与对于时局的看法。要用一首诗来把这些复杂的、低徊不尽的感情表达出来不容易做到，或者说不容易表现得淋漓尽致，而用组诗则可以做到这一点。可以说，以律诗写组诗，极大地扩大了律诗的表现力，这是杜甫在律诗发展史上的贡献。

其次，在声律方面，既有超乎前人的精心安排，也有对律体束缚的大胆突破。被杨伦称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在声律上极为讲求：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八句皆对，首联句中也对。严整的对仗被形象的流动感掩盖起来了，严密变得疏畅。首联上句第一字仄声换成平声，下句第一字平声换成仄声，一开始便用轻重的变化增加了两个节奏。“猿啸”处本应是二仄声，他为了使“天高”与猿声连着表现一种高扬凌厉的情调，用了一个平声字 “猿”，三个平声连续上扬，“啸”仄下沉，两头均有一个急速的起伏，最后一个“哀”字，扬而不返。可见，首句通过平仄的精心安排来表现声象，可谓精彩。

有时候，杜甫为了追求特殊的效果，又把古体诗的句式、音调锤进律诗，人们称之为“拗律”。如《白帝城最高楼》：

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

在这首诗中，第二句和第七句语法完整，不避虚词、代词，都是古体诗的散文化句式。尤其第七句是上五下二的节奏，在第五字“者”处形成很强的停顿，然后引出悲怆而有力的末句。从声律来说，也不符合律诗固有的要求，于拗折中求得独特的韵味，借以表达自己不平静的心情。正如方回所说：“句中拗一字，往往神出鬼没。虽拗字甚多，而骨骼愈峻峭。”（《瀛奎律髓·拗字类序》）这种借声调和句法的拗折来抒发某种特殊情绪的手段，后来在宋诗人黄庭坚那里被广泛运用。

三、杜诗的语言艺术

杜甫对于诗歌的语言非常重视，他毫不隐讳地宣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其三）。他的努力，也确实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以说，杜甫把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表现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杜诗语言的功力，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句式、词汇并不特别，但由于写得准确有力，而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如《羌村》中“妻孥怪我在”，读起来是很平常的句子，但它刻画出妻子见丈夫仍在人世、刹那间竟感到奇怪的神情，成为惊心动魄的一笔。又如《江亭王阆州筵饯钱遂州》中“老畏歌声断，愁随舞曲长”，也不是很特别的句子，却很充分地写出了诗人观赏歌舞时潦倒愁闷的心情。

另一种情况就是用不寻常的语言和修辞手法，造成新鲜的、能够激活读者心理感受的形象。譬如杜甫的写景诗句，常把表示色彩的字放在开头，然后用一个动词引入实物，像：

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放船》）

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晴》）

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

白摧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戏为双松图歌》）

这样写来，既醒目又能表现出情感的流动。古人炼字，有“诗眼”之说，即一句诗中有一个字特别警醒，使全句皆活。杜甫这方面的长处尤其为人钦服，如刘熙载说“少陵炼神”，就是指这一点。他的用字，常常达到一字之下，他人难以更改的地步。像“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二十判官》）的“乱”和“悬”，“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的“垂”与“涌”，“万姓疮痍合，群山嗜欲肥”（《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四韵》）的“合”与“肥”等。《秋兴》中“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动词“开”和“系”都关联两项事物，更是精巧绝伦。在善于用动词类的实字使诗句活起来的同时，还善于用副词类的虚字呈现出特有的韵味。“乱离还奏乐，漂泊且听歌”（《泛江》），这里“还”和“且”表现了诗人苦中求乐的旷达心态；杜诗善用“自”字，把极难传达的复杂情思表现得极好，如 “古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滕王亭子》），“步屟随春风，村村自花柳”（《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上兜率寺》），“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蜀相》）等。这里有惬意，有孤寂，有感伤，虚字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杜甫是一位集大成和承前启后的诗人，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说：

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清代叶燮《原诗》中说：

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

都指出杜甫兼有前代各家之所长而形成了自己的诗风，这与杜甫所说“转益多师是汝师”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叶燮《原诗》还说：“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虽不无夸张之处，而杜诗开启了后代众多诗家、诗派，却也是事实。

【参考书目】

1、仇兆鳌笺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

2、杨伦《杜诗镜诠》，中华书局

3、浦起龙笺注《读杜心解》，中华书局

4、叶嘉莹《秋兴八首集说》，河北教育出版社

5、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