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公元581年，北周勋臣杨坚夺取政权，建立隋朝，史称隋文帝。隋文帝开皇九年（589），隋军渡江南下，一举灭陈，统一全国，结束了270馀年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但隋朝只维持了不到30年。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关陇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李渊、李世民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战争中起兵太原。翌年五月，李渊即帝位于长安，改国号曰唐，并先后平定了其他武装力量，于武德七年（624）统一了全国。后人把强盛繁荣的唐代，与汉代并列，称为“汉唐盛世”。

一、文化环境对文学的促进 

  唐朝的立国者，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的政策。唐太宗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条）这种一视华夷的思想，为他的后继者所继承，直到玄宗朝，李华还说：“国朝一家天下，华夷如一。”（李华《寿州刺史厅壁记》）从国家政权到生活方式，都体现了华夷如一的思想。这种心态的形成，与唐宗室的出身有关。李氏为鲜卑化的汉人。这个家族不仅有着鲜卑血统，而且长期居住北边，受到胡族文化的深刻影响。整个唐代，从文学艺术到生活趣味、风俗习惯，广泛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由于大量外族移民入住，商族往来，宗教的传播，西域各族、各国的生活习俗、文化也广泛的影响着长安、洛阳、扬州等大都会、南北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以及像广州这样的海上交通重要城市。这些地区，从饮食、衣着、乐舞到生活趣味，均杂取中西。唐人婚俗，也颇受北朝鲜卑婚俗的影响。敦煌发现的写本书仪残卷，记载唐代民间婚礼的主要仪式在女家举行。这都是与中原固有习俗不同的。这些对于文学题材的拓广，文学趣味、文学风格的多样化，都有重要的意义。

唐代士人对人生普遍持一种积极的、进取的态度。国力日渐强大，为士人展开了一条宽阔的人生道路。唐人入仕，科举之外，尚有多种途径，如入地方节镇幕府等。入仕的多途径，为寒门士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一批较接近广阔社会生活的寒门士人进入文坛，使文学离开宫廷的狭窄圈子，走向市井，走向关山与塞漠，这对文学的发展也是意义重大的。由于国力强大，唐代士人有着更为恢宏的胸怀、气度、抱负与强烈的进取精神。他们中的不少人，自信与狂傲，往往集于一身。唐代士人功名心特重，安史乱后，虽有所变化，渐至晚唐而渐见纤弱，但积极入世的总趋势并未改变。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反映到文学上来，便是文学中的昂扬情调。

唐代史学、书法、绘画、音乐、舞蹈都有很大的发展，对文学不无影响。

唐初设立史馆，出于以史为鉴的目的，修《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五史。后又以太宗御撰的名义修《晋书》和以私修官审的形式修《南史》和《北史》。八史的修撰，提供了丰富的修史经验，不久便有刘知几的《史通》出来，广泛地论述史学问题，反映了一种求实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与文学潮流的发展同步。初唐的文学潮流，逐步的向着反伪饰、求真情的方向发展，并从此一步步地摆脱南朝文风的影响。

唐代书法与绘画的繁荣，也影响到文学。最能传神地体现唐代士人昂扬精神风貌的，是张旭和怀素草书，两人均每于醉后走笔狂书，龙蛇游走而莫测其神妙。贺知章“每兴酣命笔，忽有好处，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能到” （窦蒙《述书赋》）。书法中的这种自由纵恣的气象，与盛唐诗人、特别是李白歌诗的精神风貌，甚为相似。唐人咏画、题画诗，《全唐诗》中著录有189首。许多重要诗人如李白、杜甫、王昌龄、岑参、高适、王维都有题画、咏画诗。在唐代，诗画的融通有了更大的发展。画论诗论交融渗透、相互影响，绘画不仅成为诗的题材，也影响诗的艺术表现技巧。唐诗中色彩表现的丰富细腻，意境的画意，传神的技巧，都与绘画艺术的高度发展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

音乐和舞蹈的繁荣，与文学发展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唐代，燕乐的发展产生了一种诗歌的新形式：词。有人统计，《唐诗纪事》所记1150诗家中，诗作与音乐有关的，共200家。《全唐文》中有关音乐之作有241篇（见杨旻玮《唐代音乐文化之研究》）。《全唐诗》中涉及乐舞的就更多了。这些作品对乐声与舞容的精妙描写，充分说明唐代乐舞的高度繁荣为唐诗表现领域的拓展，带来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二、士人活动对文学的影响

唐代士人开阔的胸怀、恢宏的气度、积极进取的精神，影响到唐文学的风貌。他们的生活，也与唐代文学的发展有关。其中最重要的是漫游、读书山林之风、入幕和贬谪生活对于文学的影响。

东晋之后，山水游赏常反映到诗文中来。但从山水游赏扩大到漫游，并且成为一时风尚，则是到唐代才开始的。唐代士人，在入仕之前，多有漫游的经历。漫游的处所，一是名山大川，一是通都大邑。名山大川的游历，开阔视野，亲近自然，陶冶了情趣，提高了山水审美的能力，促进了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发展。漫游名山大川，除了山水游赏之外，可能还与神仙道教信仰有关。“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唐代的不少重要士人，都有神仙信仰。名山访道，成为一种时尚。漫游的又一重要去处是边塞。边塞诗是唐诗的一个重要题材。到过边塞的诗人，一是入节镇幕府；一是边塞漫游。前者如高适、岑参、李益；后者如王昌龄，以及李白、王之涣等人。边塞漫游为唐诗带来慷慨的气势和壮美的境界。漫游还有一个去处，是通都大邑，如长安、洛阳、扬州、金陵等地。这是当时最为繁华的都市。歌吹宴饮，任侠使气，干谒投赠，结交友朋。这也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的题材，丰富了唐文学的表现领域。

唐代士人入仕的途径很多，科举之外，入幕是一重要途径。不少士人，都有过幕府生活的经历，王翰、高适、王维、李白、岑参、杜甫、萧颖士、李华、梁肃、元结都曾在幕府生活过。中唐以后，入幕更是许多士人的主要仕途经历。杜牧在幕府十年，这段时间的生活，成了他一生忆念的内容，深深地渗入到他的诗中。李商隐的仕途，主要就在幕府，据不完全统计，中唐以后，曾入幕的重要作家，为数当在70人以上。幕府宴饮，乐伎唱诗，唱和送别，戎幕闲谈，对于诗的创作和词的产生，对于小说的发展，都有影响。

唐人生活中还有读书山林的风气。唐代的一些士人，在入仕之前，或隐居山林，或寄宿寺庙、道观以读书。唐代寺庙经济发达，可为贫寒的士人提供免费的膳食与住宿。且又藏书丰富，为士人读书提供方便。读书山中，不仅读经史，也作诗赋。山林的清幽环境，对于士人情趣的陶冶，审美趣味的走向，都会有影响。读书山林又往往在青年时期，这种影响，常常随其终身，在他们的诗中反映出来。

文人贬谪而形诸歌吟，自屈原而后，历代不断；但唐前未见有唐人如此多而且如此好的贬谪作品。李白贬夜郎途中，王昌龄龙标之贬，刘长卿的两次贬谪，都有很好的诗。贬谪的悲愤不平，孤独寂寞，凄楚忧伤，和对于生命的执著，对于理想的追求，构成了贬谪文学丰富多样的内涵。这样丰富多样的内涵，特别明显地反映在元和诗人的贬谪作品。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诸人都有这方面非常优秀的作品。

三、佛道思想对文学的渗透    

唐代近三百年间，思想取兼容的态度。以儒为主，兼取百家。从立国之本说，儒学是基础。而在思想领域，则是儒、释、道并存。唐王室以老子为祖先，庄子、列子、文子都被封为真人。《老子》、《庄子》、《列子》、《文子》被列为经，开元年间更设道举科，四子列入考试科目。太宗支持玄奘译经，玄宗既亲注《孝经》，又亲注《道德经》和《金刚经》，颁行天下，这都是兼取三家思想的明证。儒、释、道思想的交融，可以说是唐代思想的基本特点。

在政权运作方面，在人材选拔与使用方面，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士人入仕，致君尧舜，建功立业，持儒家入世的进取的精神。而在人生信仰、社会思潮、生活情趣与生活方式方面，则就时时杂入释、道。这些方面的影响，极大地影响了唐文学的发展。

佛教对于唐文学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士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反映到作品中来。有的在诗中直接讲佛理；有的表现的是一种禅趣，一点禅机，唐诗中空寂的境界，明净和平的趣味，淡泊而又深厚的含蕴，就是从这里来的。唐代出现了大量的诗僧。清人编《全唐诗》，收僧人诗作者113人，诗2783首。这些僧人的诗，有佛教义理诗、劝善诗、偈颂，但更多的是一般篇咏，如游历、与士人交往、赠答等等。僧诗中较为重要的有王梵志诗、寒山诗。写世俗生活的部分，多底层的贫困与不幸；表现佛教思想的，大体劝人为善。语言通俗，当时似广泛流传民间。除僧诗外，士人与佛教的广泛联系，与僧人的广泛交往，也大量地反映到诗中。《全唐诗》中有此类诗2273首，二者相加，占《全唐诗》总数的百分之十点三。就是说，十首唐诗中就有一首与佛教有关。

道家思想对于唐代文人来说，主要是使他们返归自然，生一份对于自然的亲和力。唐人写了许多以《逍遥游》为母题的赋，但都把大鹏作为抒发壮伟气概、表现巨大抱负的形象。他们离开了庄子物我两忘、万物齐一的根本精神，于无为中求有为，从无为走向进取。

道教对于唐人人生信仰的影响更大些。这主要表现在神仙思想的影响上，唐代作家如王勃、卢照邻、陈子昂、宋之问、张九龄、李颀、王昌龄、岑参、白居易、李商隐等人，都有神仙信仰。唐诗里有许多神仙世界的描写，李白笔下的泰山、天姥山、莲花山的神仙幻境，李贺笔下五彩斑斓的神仙世界，李商隐笔下的圣女、嫦娥、龙宫贝阙的形象，都是道教影响的显例。连以写实著称的白居易，也在《长恨歌》的结尾幻想了一个神仙世界。神仙思想还极大地丰富了唐传奇的想象力，使其情节更富于浪漫色彩。

在唐代作家中，很少有单独受到或儒或道或佛一家影响的。他们大多儒释道的思想都有，只是成分多少，或隐或显的问题。儒家思想的影响，给唐文学带来了进取的精神，佛教的影响丰富了唐诗的心境表现，道教的影响则丰富了唐诗的想象。对于唐文学的发展来说，它们都有积极的作用。

四、以诗歌为主多种文体的全面发展

（一）诗歌

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它可以说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唐诗的发展存在着四个不同的时期，诗风的变化十分明显。

初唐诗歌，就表现领域说，逐渐从宫廷台阁走向关山与塞漠，作者也从宫廷官吏扩大到一般寒士；就情思格调说，北朝文学的清刚劲健之气与南朝文学的清新明媚相融合，走向既有风骨又开朗明丽的境界；就诗的形式说，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唐人做了两个工作，一是把四声二元化，一是解决了粘式律的问题，从律句律联到构成律篇，摆脱永明诗人种种病犯说的束缚，创造了一种既有程式约束又留有广阔创造空间的律诗。到了开元十五年前后，无论是情思格调、意境兴象，还是声律形式，都已经为唐诗繁荣的到来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盛唐诗歌，出现了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把山水田园的静谧明秀的美表现得让人心驰神往。出现了边塞诗人高适、岑参，把边塞生活写得瑰奇壮伟、豪情慷慨。还有王昌龄、李颀、崔颢、王之涣等一大批名家。诗人李白，以其绝世才华，豪放飘逸的气质，把诗写得行云流水而又变幻莫测。天宝后期，社会矛盾激化，部分诗人开始写生民疾苦。诗歌中开元、天宝盛世繁荣期那种兴象玲珑、骨气端翔的境界意味已逐渐淡化，理想色彩、浪漫情调也逐渐消退。代表这一时期的最伟大的诗人，就是诗圣杜甫。

中唐诗歌，大历诗人因社会的衰败而心绪彷徨，诗中出现了寂寞情思，夕阳秋风，气骨顿衰。待到贞元元和年间，士人渴望中兴，与政治改革同时，诗坛上也出现了革新的风气。诗歌创作出现了又一个高潮。韩愈、孟郊、李贺等人，受到杜甫奇崛、散文化、炼字的影响，更加怪变，怪怪奇奇，甚至以丑为美，形成韩、孟诗派。白居易、元稹，还有张籍、王建，则从乐府民歌吸取养料，把诗写得通俗易懂，形成元、白诗派。

晚唐诗歌，士人生活走向平庸，心态内敛，感情也趋向细腻。诗歌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题材多狭窄，写法多苦吟。杜牧、李商隐是晚唐杰出诗人。李商隐以其善感灵心、细腻丰富的感情，用象征、暗示、非逻辑结构的手法，表现朦胧情思与朦胧境界，把诗歌表现心灵深层世界的能力推向了无与伦比的高峰，创造了唐诗最后的辉煌。

唐代诗歌的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人队伍的扩大和主导力量的改变。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士族社会，诗歌创作，主要产生于宫廷和高级士族这两个圈子。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出身低微的诗人，但他们往往依附于前者，影响也有限。唐代的情况则不同，诗歌的作者群非常广大，不但帝王和高级官僚参与其中，大量中下级官僚以及普通士人，乃至和尚、道士、妓女等各种身份的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们，也都热情地从事诗歌创作，这是过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初唐后半阶段以后，宫廷文学就逐渐失去了在诗坛上的主导地位，真正有杰出成就、对诗歌创作的潮流产生重大影响的诗人，从初唐四杰、陈子昂，到李白、杜甫，以及李贺、李商隐等人，大都家庭出身并不显赫，本人的政治地位也并不高。有些著名诗人如王维、白居易，虽然晚年仕宦显达，但他们在诗歌领域的地位与他们的政治地位没有直接关系。现存唐诗情况，据清人《全唐诗》及今人陈尚君《全唐诗补编》，计有作者3600余人，诗55000余首。

第二，唐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层面的扩展。前代诗歌，尤其是南北朝诗歌，一个显著的缺陷，是与下层社会的生活相脱离，并且有意回避尖锐的政治矛盾，所表现的内容大抵以个人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为主。而唐代诗人，本身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且不少人来自社会的中下层，他们对社会各方面的情况较前人有更深刻的了解和体验，自身的经历也更为曲折丰富，加上时代的变化，使他们具有干涉社会、干涉政治的信心和勇气，因此唐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层面就显著扩展了。诗人对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诗人自身不同的人生观念与人生理想，都在诗歌中充分地表现出来，这就造成唐诗丰富多彩的面貌。

第三，艺术流派与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以及诗歌体式的完善。高棅《唐诗品汇总叙》云：“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故有往体、近体、长短篇、五七言律句、绝句等制，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陊(duo,去声)[败坏]之于终。至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谢榛《四溟诗话》卷三云：“熟读初唐、盛唐诸家所作，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壮丽如层楼迭阁，古雅如瑶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芳润如露蕙春兰，奇绝如鲸波蜃气，此见诸家所养之不同也。”

（二）其他文体

除了诗歌，唐代文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传奇小说。唐传奇源于六朝志怪，开始受志怪的影响很显著，以后渐渐脱离了六朝志怪那种记录奇异传闻的性质，而成为有意识的文学创作，标志了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传奇小说异于六朝小说的地方，一是它的作意，就是鲁迅所说的“始有意为小说”。二是它一般有较为完整的情节结构。三是它有较为完整的人物塑造。唐传奇题材多样化；富于人生情趣；以史传笔法叙述虚构故事，既同于史传，又异于史传；散体文言，时插入诗赋，与散文的发展，与诗歌的发展，都有着微妙的联系。它的极盛时期是在中唐，小说中的人物有各种类型，其中写文人生活的最为集中，许多优秀作品都牵涉到士子与妓女的爱情纠葛，反映了唐代文人浪漫的生活情调，有时也透露出唐代市井民众的生活气息。作为纯出于虚构的叙事文体，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反映复杂的人性，揭示人类的生存状态，表现人们的生活理想和人生追求等各个方面，具有其他文体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唐传奇虽说还有不少缺陷，这种优越性已经开始显露出来。

唐代与传奇小说性质相近的新文体是变文。变文本来是一种讲唱佛经故事以宣传佛教的通俗文学形式，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娱乐性。后来便产生了讲唱历史和时事的变文。虽然从现存的文本来看，唐代变文在艺术上显得比较粗糙，但作为一种适应民间娱乐需要而兴起的文学形式，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对后代的白话小说和民间讲唱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意义不可忽视。

词是产生于唐代的又一种新文体。就其性质来说，词是广义的诗的一种，但它和传统的诗歌有显著区别。词最初孕育于唐代繁华城市中罗列的歌楼妓馆，是歌妓们演唱的小曲，所配合的音乐是唐代新兴的燕乐。为了适应乐曲的需要，渐渐形成句子长短不齐而有规定体制的文字格式。中唐以后，有些著名的文人也参与了词的写作，到了晚唐，则出现温庭筠这样大量写作词的文人。五代十国时期，文人词已经很兴盛。总体上说，词由于是酒宴上的歌曲，所谓“花间尊前”之物，故以委婉细致的抒情见长，而很少表现严肃重大的社会内容。但南唐后主李煜于亡国之后所写的词，多抒发国破家亡、人生迷惘无着之感，内涵变得深厚起来。他的优秀作品表现出很高的语言艺术造诣，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到了宋代，词进一步发展成为与诗并驾齐驱的重要文学形式。

散文最重要的现象是“古文运动”的兴起。所谓“古文”是相对于盛行于六朝、在唐代仍占据主导地位的骈体文而言，指先秦两汉的不讲究骈偶的散文。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它是一种儒学复兴运动。在这一层意义上，韩愈等人所提出的理论，是强调文章要贯穿儒道的精神，具有阐发儒道的作用，而取消文学的独立价值，从而也就取消了南朝已经出现的对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虽然他们的实际创作并不那么简单，但这种理论却反映出文学观念的退步。在另一层意义上，古文运动也是文体改革运动。骈文是一种形式非常精致、表达很不自由、一般人难以写好的文体。特别是到了南北朝后期和唐代，骈文写作的讲究越来越多、束缚也越来越大，已经不适合作为普遍使用的文体。所以，以更自由灵活、能够充分表达思想感情的散体文来取代它的主导地位，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文学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我们应当注意到古文运动的两重性，而加以区别对待。韩、柳之后，散体文的写作走向低潮。晚唐虽仍有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的犀利的杂文，但骈体又重新得到发展。这其中的原因甚为复杂。因古文的提倡与政治改革联系过于紧密，政治改革的失败，古文也便随之低落。又由于韩门弟子过于追求险怪，古文的写作路子越来越窄，这也阻碍了它的发展。

总的说来，唐代文学是我国封建社会上升到高峰并由高峰开始下降时期的产物。从总的风貌看，它更富于理想色彩，更抒情而不是更理性，更外向而不是更内敛。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说，它是艺术经验充分积累之后的一次大繁荣，又为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开拓出新的领域，为下一次的繁荣作了准备。唐诗吸收了它之前诗歌艺术的一切经验，更加发扬创造，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峰。唐诗是难以模仿，无法代替的。在唐代完成的律诗，成了我国后来诗歌发展的主要体式。唐代的伟大诗人如李白、杜甫，几乎成了我国诗歌的代名词。唐代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为后来宋代的作家所发扬，深远地影响着我国后来散文的发展。唐传奇使我国的文言小说走向成熟，也在人情味、情节构造、人物塑造上影响着宋代的话本小说。晚唐五代词的成就，则是词这种重要文体在以后得以发展的很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