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陶渊明

陶渊明出现在东晋诗坛，代表了东晋乃至中古诗歌的最高成就。他的诗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在反映日常生活的同时，从中悟出了最朴素也最深刻的哲理，诗风古朴蕴藉、自然清新，是近体诗出现以前，古体诗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他的为人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朴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就了一个精神的家园。他们对陶渊明的强烈认同感，使其成为一个永不令人生厌的话题。

一、生平与思想

1、陶渊明的家世

一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出身孤寒，为士族所轻，被讥骂为“小人”和“溪狗”，但以军功官至极品，握强兵镇守长江中游，都督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声威煊赫一时，死后追赠大司马。有十七子，名见《晋书》者有十一人，不过祖父陶茂虽做过太守，却并不在其中。陶侃诸子多武将，在侃死后，互相争杀，同族之人，视为陌路。父亲陶敏早死，到了他，家境已经没落。《命子》诗中历叙祖先功业，无非是想通过夸耀祖先以勉励儿子陶俨上进，这也是古人一贯的传统，“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陶渊明共有五个儿子，有《责子》一诗云：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陶俨）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陶俟）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陶份）端（陶佚）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陶佟）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亲戚中对陶渊明影响最大的是外祖父孟嘉，他写过《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的外祖母是陶侃的第十个女儿，渊明的母亲是孟嘉的第四个女儿。他称自己的外祖父“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人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傅东华《陶渊明年谱》指出，陶渊明的前四个儿子俨、俟、雍、端乃前妻所生，第五个儿子佟为续妻翟氏所生。陶渊明十二岁丧父，三十岁丧妻，母老子幼，家贫如洗，有赖续妻翟氏与其志同道合。

2、陶渊明人生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9岁以前的家居读书时期。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饮酒》其十六云：“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与子俨等书》说：“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第二阶段是从29岁到41岁之间的时仕时隐时期。他从29岁时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汉代有博士祭酒，为博士之首。西晋改设国子祭酒，隋唐以后称国子监祭酒，为国子监的主管官，清末始废。此处应是主管江州文化教育的小官），不久即归隐。36岁再度出仕，做了桓玄的幕僚（出仕的动机：孟嘉为桓温长史，与桓氏有旧交。），一年后以母丧为由辞官（辞官的原因：可能是发现桓玄有篡逆的野心）。40岁左右第三次出仕，任刘裕幕府的镇军参军，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41岁的陶渊明转而做了彭泽县令，仅八十余天便辞官归隐。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郡的重要署吏，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达教令，兼司狱讼捕亡。唐以后废除。）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

第三阶段是从41岁到去逝的隐居田园时期。初期生活较为稳定，义熙四年（408）的一场火灾，使他后期的生活备尝艰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但隐居之志终究未改。“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以谥号曰“靖节（树立气节）先生”。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陶征士诔》，这篇诔文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

3、陶渊明出仕与归隐的原因

关于陶渊明出仕与归隐的原因，众说纷纭。苏轼认为这是“真”的表现，他说：“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似乎陶渊明的仕隐一任其感情的变化，而与世事无涉。实际上，陶渊明的忽仕忽隐，有着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具体表现为如下四点：

第一，贫穷。陶渊明的出仕肯定与其家贫有直接关系。《晋书》说他“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与子俨等书》说：“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 颜延之《陶征士诔》云：“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

第二，理想。虽然出仕是迫于生计，但也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一面，所谓“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受时代环境的影响，陶渊明的政治理想主要表现在济苍生和复故土两个方面，前者人共此志，不必多说；后者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出，“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今属甘肃）至幽州。”说的正是北方的边塞。隐居之后，陶渊明的壮志逐渐消磨，但其用世之心并未完全消失。“总角闻道，白首无成”（《荣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等诗句就是其最为真实的心理写照。

第三，世乱。这是陶渊明归隐的直接原因，他意识到世途的欺诈险恶，匡时救世的远志不仅不可能实现，反而回遭受灭顶之灾。“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感士不遇赋》），即便归隐以后，仍然慨叹“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第四，本性。自然的本性与虚伪的世俗常发生激烈的碰撞，这也是促成其归隐的一个重要因素。“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弱龄寄世外，委怀在琴书”，“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等等。《与子俨等书》说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归去来兮辞》说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等。

4、陶渊明的思想

他的思想既融会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又来自个人的生活实践。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这里的“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所谓“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陶渊明熟谙儒家学说，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很多，仅《论语》就有37处。他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样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但与儒家也有不同。儒家轻视稼穑，而他却能躬耕垄亩；汉儒死守章句之学，而他 “好读书，不求甚解”，也就是不拘守儒家章句。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他深受老庄和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在诗文中有77处用了《老》、《庄》的典故，但他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陈寅恪认为，陶渊明的思想不同于魏晋时期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自然说”，是一种“新自然说”，突出体现在“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神释》）的人生态度上（《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见《金明馆丛稿初编》）。

关于陶渊明是否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学界曾有过争议。因为陶渊明住在庐山脚下，距离慧远的东林寺很近，他的朋友刘遗民与慧远关系密切；陶渊明的诗中偶尔也可见到类似佛教的词语。四川三峡学院的丁永忠《陶诗佛音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力主陶诗与佛教关系密切说，通过“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乞食》）等诗句，来确定陶诗中的佛教思想；认为《归去来兮辞》与佛曲《归去来》有直接联系，“归去来”是佛教阿弥陀净土信仰的流行赞辞。上世纪50年代，任半塘先生的《敦煌佛曲初探》一书，曾从“敦煌曲辞”中辑出过20余首“归去来”佛曲；日本今存与陶渊明同时代的僧人释僧亮的《归去来》佛曲。但是更多学者并不认为陶渊明与佛教有关联。如袁行霈指出：“佛教是对人生的一种参悟，陶渊明参悟人生而与佛教暗合的情形是有的，但他是从现实的人生中寻找乐趣，不相信来世，这与佛教迥异。在不惧怕死亡这一点上，他和一些高僧虽然近似，但思想底蕴仍有很大的差异。他是抱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态度对等死亡，与佛教之向往极乐世界大相径庭。”

5、陶渊明与魏晋风流

冯友兰先生在《论风流》一文谈到，风流是一种所谓的人格美，构成真风流有四个条件，即“玄心”、“洞见”、“妙赏”、“深情”。

所谓“玄心”，即玄远之心，心放得开，想得远，于是免去了那些世俗的苦恼，获得一种超越感。陶渊明往往能超越自我而达到无我的境地，如《饮酒》其十四：“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拟挽歌辞》其三：“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等等，就是其玄心的体现。

所谓“洞见”，“就是不借推理，专凭直觉，而得来对于真理底知识。”陶诗中多有名言警句，可谓旨深言约，如《饮酒》其五：“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移居》其二：“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等。

所谓“妙赏”，就是对于美的感悟。陶渊明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美的事物，并从这种美的事物中获得了精神的愉悦，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时运》：“有风自南，翼彼新苗”；《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饮酒》其八：“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等。从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出陶渊明对于艺术的妙赏，如他常于酒后抚弄无弦琴以寄意。

所谓“深情”，冯友兰说：“真正风流底人有深情。但因其亦有玄心，能超越自我，所以他虽有情而无我。所以其情都是对于宇宙人生底情感。不是为他自己叹老嗟卑。”又说：“真正风流底人，有情而无我。他的情与万物的情有一种共鸣。他对于万物，都有一种深厚底同情。”陶渊明正是如此，对自然外物有浓厚的深情，如《读山海经》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拟古》其三：“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等。

袁行霈将陶渊明的风流进一步概括为“简约玄淡，不滞于物”。所谓“简约”，是指其语言精粹的程度和富于启示性；所谓“玄淡”，是指其诗歌玄静冲淡的气象；所谓“不滞于物”，是指不停留于物象的描写，而是透过人人可见之物写出别人难以悟出的道理和难以体会的情感。认为陶渊明无论就人而言还是就诗而言，都不愧是真风流、大风流，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参看《陶渊明与魏晋风流》）

二、陶渊明的诗歌

陶诗共有125首，其中四言诗9首，其余均为五言诗。若按照题材来分，主要有五类：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

（一）田园诗

田园诗中有的是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读书、或与朋友谈心，或与家人团聚，或盥濯于檐下（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或采菊于东篱，以及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日见茁壮的桑麻（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无不化为美妙的诗歌。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谈心赏文：“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有朴实的农民共话桑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有邻里的相与宴饮：“漉我新熟酒，只鸡邀近局”；也有天伦之乐：“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

田园诗中有的着重写躬耕的生活体验，这是其田园诗最有特点的部分，也是最为可贵的部分。《诗经》中有农事诗，那是农夫们一边劳动一边唱的歌。至于士大夫亲身参加农耕，并用诗写出农耕体验的，陶渊明是第一位。陶渊明之后的田园诗真正写自己劳动生活的也不多见。《归园田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带月荷锄、夕露沾衣，实景实情生动逼真。而在农耕生活的描写背后，隐然含有农耕与为官两种生活的对比，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追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写出人生的理念：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陶渊明认为，衣食是人生之道的开端，不劳动什么都谈不到。诗里写到劳动的艰辛，写到一天劳动之后回家休息时得到的快慰，都很真切。“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写出农民普遍的感受。“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写出一个从仕途归隐躬耕的士人的特殊感受。

  田园诗中有的写自己的穷困和农村的凋敝。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归园田居》其四：“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通过这些诗可以隐约地看到，在战乱和灾害之中农村的面貌。《咏贫士》七首其三：“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馀沥，窥灶不见烟。”《乞食》也反映了这类主题。

（二）咏怀诗

《饮酒》二十首，自序云：“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拟古》九首，模仿古诗的意境与形式，从中可以看到《古诗十九首》、汉乐府和魏晋五言诗的痕迹。九首之间并无严密的逻辑。第七首“日暮天无云”被选入《文选》与《玉台新咏》。

《杂诗》十二首，作于义熙十年（414），陶渊明50岁时，主要是一些杂感。从《杂诗》其二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忧愤是深广的：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这首诗写一个不眠的秋夜，用环境的清冷衬托出自己心情的孤独，又以时光的流逝引出有志未骋的悲凄，是陶渊明咏怀诗中的代表作。

（三）咏史诗

咏史诗所咏的对象主要是“三良”、“二疏”、荆轲，以及《咏贫士》所写的古代贫士；《读山海经》十三首也可归入这一类。《咏三良》是吟咏春秋时期子车氏三个儿子作为宠臣为秦穆公殉葬的史实，表达了仕途可畏的思想。《咏二疏》是歌咏汉代疏广、疏受叔侄二人的贤达。《咏荆轲》热情地歌颂不惜牺牲生命而勇于除暴的壮士荆轲：“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咏贫士》七首通过对荣启期、黔娄、袁安等人的吟咏，表达了“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的想法。总的来说，陶渊明对于坚持自己理想的人物是十分钦慕和歌颂的，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神话传说中的英雄。

（四）行役诗

都是他宦游期间的作品，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悲叹行役的辛苦，表达对仕宦的厌倦，反复诉说对田园的思念和归隐的决心。悲叹行役的辛苦原是此前行役诗共同的内容，后两者则是陶渊明所特有的，而且越到后来这两种情绪就越强烈。那种失去自由的无奈之感，成为这类诗的基调。“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诗书敦（原本）宿好（hào），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荆州)。”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乙已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五）赠答诗

以其真挚的感情、家常的内容、隽永的意味、既不火热也不冷淡的语调，为自己塑造了一位仁厚长者的形象。如：“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láo）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 （《停云》）“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与殷晋安别》）“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物新人惟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答庞参军》）诗里有欢聚的回顾，有离别的伤感，也有殷勤的叮咛，语重而情深。

此外，陶诗中还有一些以阐发哲理为主的诗歌，不同于东晋流行的玄言诗，而是将生活中的体验提炼到哲学的高度。

《形影神》包括三篇，分别是《形赠影》、《影答形》和《神释》，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让“形”提出饮酒自乐、忘怀一切的人生态度，又让“影”强调应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这两者其实都是陶渊明所难以舍弃的，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他在《神释》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毫无意义，应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即归化于自然，不必有意识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不求解脱的解脱。

《拟挽歌辞》三首，是继承前代挽歌诗的传统而有所发展之作，诗中相继叙写了收敛、祭奠、祖载、送葬、入隧等丧葬的全过程，又将写景、抒情和议论巧妙地安排在各个环节，使三首诗形成一个完美的有机整体，极富艺术魅力。第三首云：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焦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陶渊明对挽歌诗的最大贡献，是将一般的泛泳，发展为诗人的自挽，同时表达了“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人生态度。

三、陶诗的艺术成就

钟嵘《诗品》称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事实上陶诗所达到的艺术成就，岂止于隐逸诗人。人们喜欢用平淡自然来概括他的诗，的确，“自然”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征。他作诗不存祈誉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触就诉诸笔墨，既无矫情也不矫饰。他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又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饮酒序》）这种创作态度写出来的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只要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有感染力。具体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概括：

第一、情、景、事、理的浑融。陶渊明描写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形似，叙事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而是透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达高于世人之情，写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陶诗重在写心，写那种与景物融而为一的、对人生了悟明彻的心境。他无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什么似与不似，只是写出他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陶诗发乎事，源乎景，体乎情，而以理为统摄。伴随他锄草归来的月亮，依依升起的炊烟，不嫌他门庭荒芜重返旧巢的春燕，在中夏贮满了清阴的堂前林，以及在他笔下常常出现的青松、秋菊、孤云、飞鸟，都已不是寻常的事物，它们既是客观的又是体现了诗人主观感情与个性的，既是具象的又是理念的。《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前四句讲了“心”与“地”也就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只要“心远”，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受尘俗喧嚣的干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偶一举首，心与山悠然相会，自身仿佛与南山融为一体了。那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在自己心里构成一片美妙的风景，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这种心与境的瞬间感应，以及通向无限的愉悦，是不可落于言筌的。正如《古学千金谱》所说：“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诠，其谁辨之。”

陶诗中的“理”不是抽象的哲学说教，而是在生活中亲自体验到的，其中包涵着生活的情趣。陶诗表现了他对宇宙、历史和人生的认识，是探求其奥秘和意义的结晶，而这一切又是用格言一样既有情趣又有理趣的语言表现的，取得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如：“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杂诗》其一）“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杂诗》其二）“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饮酒》其八）这些诗句言浅意深，富有启示性。

     第二、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陶诗所描写的对象，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如村舍、鸡犬、豆苗、桑麻、穷巷、荆扉，而且一切如实说来，没有什么奇特之处。然而一经诗人笔触，往往出现警策。陶诗很少用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只是白描，朴朴素素。如：“种豆南山下”，“今日天气佳”，“青松在东园”， “秋菊有佳色”，“悲风爱静夜”，“春秋多佳日”，都是明白如话。然而，平淡之中可见绮丽。《拟古》其三：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春天来了，燕子双双回到自己的草庐。一年来自己的门庭日见荒芜，但仍然坚持着贫穷的隐居生活。有些朋友并不理解自己的态度，一再劝说出仕。可是燕子却翩翩而来，丝毫也不嫌弃它们的旧巢以及自己这个贫士。似乎燕子在问诗人：我的心是坚定的，你的心也像我一样坚定吗？这首诗好像一个美丽的童话，浅显平淡却有奇趣。《读山海经》第一首：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惧。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完全是白描的手法，又无一不是诗人真实的感受，写来十分亲切。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读山海经》其一）“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两个“亦”字，物我情融，耐人寻味。又如：“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归园田居》其五）一条山涧、一只鸡、一根荆薪，这些平平常常的事物一经诗人点化便有了生活情趣，显示出他对邻人的亲切，以及农村淳朴的风俗。“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平淡的十个字便写出了雪的轻柔之美。关于陶诗的这个特点，苏轼概括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

陶诗的语言不是未经锤炼的，只是不露痕迹，显得平淡自然。正如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其一）“待”字、 “掷”字、“贮”字，这三个动词都是常见的，看似平淡却很精彩，不可更易。

西晋诗歌追求华美、注重修辞的倾向，一方面提高了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但有时过于用力于此，而忽视了诗意的完整，造成繁冗、割裂的毛病。陶诗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所以大多通篇简洁，少作铺排，钟嵘《诗品》称为“殆无长语”。诗的意境，也总是比较完整，从总体上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某个片断吸引人。

四、陶渊明的散文和辞赋

散文主要有记、传、赞、述、疏、祭文等，共计九篇；赋、辞共计三篇。

《五柳先生传》是诗人自撰的小传。在不到二百字的篇幅中，以精粹的笔墨描写他的爱好、生活态度以及思想性情等各个方面，把诗人的性格形象地勾画了出来。以一“不”字贯通始终。开头便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既而又是“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结束“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意义还是一个“不”。大量使用这个否定词，意蕴在于表示自己对世间的一切无所措意、无所执着，只是任情率真地生活。不但世俗的荣名毫无价值，就连一个人的姓名也是外加的东西，可有可无。这就是所谓“自然”的人生哲学。

《桃花源记》近于小说，所以又被收录在据传是陶渊明著的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中。文中虚构的“世外桃源”，既有儒家幻想的上古之世的淳朴，也有老子宣扬的“小国寡民”社会模式的影子，其中乡村景象的描绘，又同作者的田园诗意境相似。可以说，它既是作者依据他的社会理想所作的美好想象，也代表了那个动乱时代的广大民众对太平社会的向往。文章的语言优美而朴素。如写武陵渔人初入桃源的一节：“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自祭文》是他的绝笔之作，其后两个月便离开了人世。文章表现了他的人生观、生死观，袒露了旷达的胸怀和躬耕隐居、贫贱不移的志向。

《与子俨等疏》追叙生平的思想与经历，笔端饱含感情，其中“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一段最为著名。

《闲情赋》其题旨标榜为“闲情”即约束感情，实际内容却非常热烈地渲染男女之情，而且文辞流宕，色彩丰艳。其中“愿在衣而为领”以下一大段，用各种各样的比喻表现欲亲近美人之情，穷形尽态，极铺排之能事。

《感士不遇赋》抒发了诗人对士不遇的感慨，也揭露了士不遇的原因。赋中说：“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表现了他耿介不阿的品格。此前董仲舒有《士不遇赋》，司马迁有《悲士不遇赋》。

《归去来辞》作于陶渊明在彭泽令任上决心辞官归隐之际。文中关于归途景象和还乡以后生活的描写，均出于想象。这篇赋写得相当朴素，语言清新流利。它的抒情色彩浓厚，富有诗意，同时又充满了哲理的内涵。“舟超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想象归途中的自由无羁、轻松愉悦，令人心旷神怡。“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等写景之笔，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自然界自生自化、充足自由的灵韵。这些描绘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客观对象，也包括作者自身的人生情趣。

五、陶渊明的影响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梦李白》其二）。陶渊明生前是孤独的，他的诗歌是一个孤独者的自白。在当时他只以隐士著称，虽然曾和周续之、刘遗民一起被称为“浔阳三隐”，但这并不能说明人们对他有所认识。他的文学创作没有得到高度的评价，是因为在宋齐山水诗盛行的时代，他的淳朴淡泊的田园风光也不合于贵族欣赏名山大川的口味，而他的平淡自然的风格同样和当时“富艳难踪”的文风大相径庭。到了梁陈时期，锺嵘、萧统才开始重视他，但还是十分有限的。锺嵘《诗品》将他列为中品，萧统《文选》选录他的作品也不过寥寥数篇。从唐以后，才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到了宋朝，特别是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以及汤汉对其作品的诠释，陶渊明才真正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李白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岸不屈的性格，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高适在做封丘尉时，对“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现实无法容忍，也“转忆陶潜归去来”。 白居易在晚年退隐生活中，苏东坡在谪居海南时期，都酷爱陶渊明，实际是在他那超脱现实的态度中寻求精神的安慰。龚自珍也曾赞许陶渊明说：“陶潜诗喜咏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舟中读陶诗三首》)

陶渊明的艺术影响同样是广泛的。从南朝文人鲍照、江淹作了学陶体的诗歌以后，历代“拟陶”“和陶”相沿成风。李白说：“何时到彭泽，狂歌五柳前。”杜甫说：“焉得思如陶谢手。”白居易说：“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陆游说：“我诗慕渊明，恨不造其微。”清人沈德潜谓：“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维)有其清腴，孟山人(浩然)有其闲远，储太祝(光羲)有其朴实，韦左司(应物)有其冲和，柳仪曹(宗元)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说诗碎语》)仅从陶诗对盛唐、中唐一些诗人的影响中，便可以体会到陶诗艺术影响的广泛了。

由于陶渊明的吟咏，酒和菊已成为他的象征。古代文人爱酒的不少，但能识酒中之深味的，从饮酒中体悟人生真谛的，陶渊明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酒和陶渊明的生活及其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阮籍饮酒有以醉逃祸和借酒浇愁的意味，陶渊明则是追求酒所助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陶渊明写菊其实并不多，一共六处，但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两句诗太著名了，菊便成了他的化身，成了中国文学里象征着高情远致的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