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隋代文学

隋代文学应该沿着这样的趋势发展：引导文学找到一条正确的出路，既纠正齐梁文风之弊，使文学有充实的内容，又总结六朝以来的艺术经验，并最终使南北文学合流，创造出全新健康的一代文学。但这似乎只能是一种理想，终有隋一代，并未能实现。

隋代文学的作者，基本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北齐、北周旧臣，如杨素、卢思道、薛道衡等；二是由梁、陈入隋的文人，如江总、许善心、虞世基、王胄等。前者是北朝诗风的代表，后者把南朝诗风直接带入隋朝。

杨素是隋朝的开国重臣，亲历征战，对边塞风霜行役的军旅生活体验尤深，在诗中表现得更为真切。他的《出塞》其二云：

汉虏未和亲，忧国不忧身。握手河梁上，穷涯北海滨。据鞍独怀古，慷慨感良臣。历览多旧迹，风日惨愁人。荒塞空千里，孤城绝四邻。树寒偏易古，草衰恒不春。交河明月夜，阴山苦雾辰。雁飞南入汉，水流西咽秦。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

平实的叙说中，流动着粗犷深沉的悲凉情思，真挚而浓烈，有一种北歌的慷慨呜咽之音。这是杨素诗的一贯风格。他的《赠薛播州诗十四章》虽为思念友人薛道衡的述怀之作，也是一种真挚悲凉的情思和深雄雅健的气质，直诉别离悲情，不加藻饰而感人至深，史称其“词气宏拔，风韵秀上，亦为一时盛作”（《隋书 ·杨素传》）。如其十四：“衔悲向南浦，寒夜黯沈沈。风起洞庭险，烟生云梦深。独飞时慕侣，寡和乍孤音。木落悲时暮，时暮感离心。离心多苦调，讵假雍门琴。”

由于南朝的文学比较发达，在诗歌体式和表现形式方面，为北方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便。卢思道、薛道衡的诗大多偏向齐梁风格。如卢思道（北朝高门大族最有名的是崔、卢、李、郑四氏，范阳卢氏是其一）的《采莲曲》中“珮动裙风入，妆销粉汗滋”，《后园宴》中“媚眼临歌扇，娇香出舞衣”一类诗句，显得宫体气息甚浓。卢思道采用以“思妇──征夫”为内容的南朝歌行体，写出了反映边塞军旅生活的名作《从军行》：

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合，夕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以七言歌行体写边塞风光、军旅生活，并结合以闺妇怨思，本来是梁、陈诗中已经很流行的。但与梁、陈文人的歌行体落笔常在“思妇”一边，且大多色彩过于艳丽，情调偏于低沉不同，此诗将描写的重心转到了“征夫”身上，以关塞苦寒生活为背景，抒写北地边塞生活的真情实感，多贞刚之气，有苍劲骨力，体现了北方诗人重气质的特长，历来为人称道。诗的最后两句，曲折地表达了作者有意仕进而进身无路的苦闷。《明皇杂录·补遗》记唐玄宗自蜀返长安，夜登勤政楼，凭栏南望，烟云满目，因歌“庭前琪树不堪攀，塞外征人久未还”，即本诗中的两句，但文字稍有出入。胡应麟说：“音响格调，咸自停匀；体气风神，尤为焕发。”（《诗薮》）

薛道衡的诗亦多以富丽精巧见长。他的名作《昔昔盐》，是写传统的闺怨题材，并无多少新意，不过抒情的委婉细致，可以说较好地发挥了南朝诗歌的长处。如“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以女子独居的凄凉冷落，衬托其哀苦的心情，一向为人们所称道。他的《人日思归》：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这是作者从隋聘陈，留滞江南所作。前二句出语虽平，但虚字运用巧妙；后二句以极新巧的构思，把人和自然作时间上的对比，形象地写出思乡之情，使前二句也为之生动，这种以巧带拙的技巧常为后人所模仿。但作为北方的诗人，他的诗在以南朝诗风为主导的同时，多少也体现了北方文人重“气质”的特色。他与杨素唱和的《出塞》诗云：“绝漠三秋暮，穷阴万里生。寒夜哀笛曲，霜天断雁声。连旗下鹿塞，叠鼓向龙庭。”苍凉悲怆的情调中，洋溢着征战者勇往直前的气概。在行役途中写的一些咏怀诗，也颇为慷慨有力，如《渡北河》：“塞云临远舰，胡风入阵楼。剑拔蛟将出，骖惊鼋欲浮。雁书终立效，燕相果封侯。勿恨关河远，且宽边地愁。”

在隋文帝时代，北、南两种诗风是同时并存的，甚至在同一作家的创作中体现出来，但到隋炀帝杨广即位以后，身边聚集了一批南朝文士，隋代文学就明显地向重文采的南朝诗风方面发展了。虞世基、王胄、诸葛颖等人本来就熟谙绮丽文风，作为文学侍臣，作品大多是“应制”、“奉和”一类，总的说来，鲜有可观之作留存。隋炀帝杨广于开皇九年参与伐陈之役，充任行军元帅，到过江南，随后因久居江南而喜欢上华靡的诗风。史称其“好为吴语”、“三幸江都”。今存诗四十余首。他所作的乐歌中，有一些清丽明快之作。如《春江花月夜》二首其一：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诗题出自宫体，情调却类于南朝民歌，能写出清丽明净的江南风物之美。全诗以春为背景，以江为中心，用花作点缀，用星、月作烘染，巧妙地托出题中的每一个字，把春江花月夜的良辰美景描绘得无比瑰丽动人。再如一首失题诗：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

意象的配置相当巧妙，画面简单而富有情味。隋炀帝创作的乐府诗，高出他身边文臣的应诏奉和之作。他常以此自负，以天子之尊，却附庸风雅，以文学领袖自居，常聚集文人宴饮赋诗，沿袭梁、陈贵族文人以诗为娱的生活方式，使诗歌创作转向咏物和咏宫廷生活琐事，很快就走向了贵族文学的末路。

终隋一朝，南、北文学的合流仅限于诗风的相互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合而不同的过渡性质。

隋初还发生过一桩企图以行政手段改变文风的事件。据《隋书·李谔传》载，开皇四年，文帝下诏改革文体，同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而交付有司治罪。文帝改革文风的主要宗旨，是提倡“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着眼点在于要求应用文去掉华艳的藻饰，讲求实用。就此而言，与文学尚无太大关系。但引伸开来，却发展到完全否定文学的极端态度。李谔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指斥“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竟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自曹魏以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主张对此绳之以法：“请勒有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隋文帝对李谔的主张也表示赞成，将此表“颁示天下”。以前有人认为这件事对隋唐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积极意义”，事实上，即使它涉及前代文学的某些弊病，但根本上，却是企图用文字狱的手段，把文学完全纳入有助于皇权统治的轨道。

与此相应，到隋末又有在野的王通（号文中子）的文学观。王通聚徒讲学，虽不反对诗歌，却力主汉儒的诗教说，认为诗当“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征存亡，辨得失”（《中说·天地篇》），因而对南北朝以来的著名作家如谢灵运、鲍照、庾信、徐陵等，几乎全部一笔抹煞，这也是很鲜明的反文学理论。即便如此，无论是隋文帝、李谔还是王通，都没有对隋唐文学的进程发生太大影响，但他们所显示的思想倾向，却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