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建安文学
第一节 建安文坛的空前繁荣
一、时代背景
公元一九六年，曹操奉汉献帝移都许昌，改元“建安”，于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重建统一大业。同时，他不断招纳才士，在北方形成一个文学中心。从时间断限上，所谓的“建安文学”，并不局限于刘勰、钟嵘所谓的汉献帝建元的二十五年。依张可礼先生的观点，还要向前追溯到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向后延长到魏明帝景初三年（240，此年明帝去世），共计有五十多年的时间。建安文学既延续了东汉中后期文学发展的方向（文学的个性化、抒情化），同时也在特定的条件下，使渐进的演变过程呈现为显著的转折，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转变时期。
二、俊才云蒸的建安文坛
1、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
建安十八年（213）曹操为魏王，定都于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当时文坛领袖是曹丕，还有众多文士，形成了邺下文人集团。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
自献帝播迁（流离），文学蓬转（散落），建安之末，区宇（北方）方辑（安定）。魏武以相王（丞相、魏王）之尊，雅（一向）爱诗章；文帝以副君（太子）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珠玉）；并体貌（礼遇）英逸（文士），故俊才云蒸。
傲雅（吟诗）觞（酒杯）豆（器皿）之前，雍容（器皿）衽席（坐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huó）墨以藉(jiè，帮助)谈笑。
这里，刘勰指出了三曹的领袖作用以及当年的文学活动情况。邺城在曹丕称帝后，仍然与洛阳、长安、谯(今安徽亳县)、许昌合称“五都”。曹丕在《与吴质书》中回忆当年的邺下生活依然十分动情（袁本文学史25页）。
2、“五言腾踊”局面的出现
经过了两汉近四百年的发展，五言诗作为一种新兴的诗体形式终于得以确立，继之而来的就是汉末建安时期全面腾踊局面的出现。正如刘勰所说：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节制）；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爱赏）风月，狎（游玩）池苑，述恩（恩遇）荣（荣宠）、叙酣宴；慷慨以任气（气势），磊落（激越）以使才。
钟嵘回顾那段历史时亦云：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这些）文；平原兄弟（曹植、曹彪），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侍从的车子）者，盖将百计。彬彬（文质兼备）之盛，大备于时矣。
刘勰与钟嵘仅仅从五言诗创作队伍方面，指出了建安诗坛盛况空前的场面。事实上，五言诗的繁荣发展远不仅此，可以说，无论从诗人诗作的数量、诗歌题材的开拓，还是表现技巧的提高等各个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前代。
从五言诗人在全部诗人中所占比例来看。建安诗坛前后五十年左右，有诗存世的诗人有孔融、蔡琰、曹操、王粲、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玚、繁钦、曹丕、甄皇后、邯郸淳、左延年、焦先、吴质、麋元、曹睿、杜挚、毋丘俭、曹植、曹彪、缪袭共23位，其中除邯郸淳、焦先外，其余21位均有五言诗存世，其比例高达90%。两汉四百年左右的时间，有诗存世的诗人多达57人，而确知有五言诗作存世的仅10人，其比例尚不足18%。
从五言诗在全部诗歌中所占比例来看。两汉时期较为完整的诗歌425首，其中五言诗116首，占总篇数的27%。建安时期较为完整的诗歌278首，其中五言诗180首，占总篇数的65%。
以无名氏古诗为代表的汉代文人五言诗在艺术形式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对建安诗人同样有着可资借鉴的价值。无名氏古诗在诗歌句式、结构、意象、风格等方面，都对建安时期五言诗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在诗歌的句式上：
中曲正徘徊（古诗）——中路正徘徊（曹操）
忧愁不能寐（古诗）——展转不能寐（曹丕）
人生非金石（古诗）——自顾非金石（曹植）
生年不满百（古诗）——人生不满百（曹植）
慷慨有余哀（古诗）——悲叹有余哀（曹植）
曹氏父子这种句式上的模仿，与后世的拟古诗不同，他们只是学习前人在五言句式上的成功经验，而往往另立新意；拟古诗则以拟意为主，在句式上却不尽相同。
3、文学批评活跃
褒贬作家来阐明自己对于文学的见解。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
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复。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
这里用“微为繁复”评价陈琳的章表，用“未遒”评价刘桢的逸气，用“体弱”评价王粲的辞赋，表明了曹丕本人对文学的理解。在《典论·论文》中，曹丕针对“文人相轻”的现象，提出了批评，表扬了建安诸子“仰齐足而并驰”的良好创作风气，进一步提出“君子审己以度人”的批评要求。曹植《与杨德祖书》中也通过品评建安诸子，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认识。认为批评者首先应该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与杨德祖书》云：“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议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还主张评论他人作品要慎重，不可率意妄为：“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与杨德祖书》），足见其态度之严谨。
三、关于“建安风骨”
人们在谈到建安文学尤其是建安诗歌的时候，常常称誉“建安风骨”。所谓风骨，乃是指作品内在的生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简练刚健的特点。而建安风骨的形成，就是基于其作品中的慷慨悲凉的感情及其在艺术表现上刚健爽朗的风貌。后世的作家在反对片面追求形式和单纯的修辞之美，而强调文学的热情和内在的感染力时，往往就标举“建安风骨”的旗帜。
四、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时代特征
东汉末年的动乱，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很大影响。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 的壮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刘桢等人，都有卓荦不凡的气质。王粲的《从军诗》自抒壮志云：“服身事干戈，岂得念所私。”“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陈琳《诗》云：“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刘桢《赠从弟》其三则曰：“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特点。“慷慨”一词，为建安诗人所习用，如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丕《于谯作诗》： “慷慨时激扬。”陈琳《诗》：“慷慨咏坟经。”吴质《思慕诗》：“慷慨自俛仰，庶几烈丈夫。”曹植《薤露行》：“慷慨独不群”；《野田黄雀行》： “秦筝何慷慨”；《赠徐干诗》：“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情诗》： “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弃妇诗》：“慷慨有馀音，要妙悲且清”等。
建安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凉情调。其诗“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慆荡，辞不离于哀思”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曹操诗“悲凉”（钟嵘《诗品》），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平原侯植诗序》），王粲诗“发愀怆之词”（钟嵘《诗品》），刘桢诗“感慨深至”（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悲风”这个意象，在建安诗歌中也常出现，如曹操《苦寒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阮瑀《诗》：“临川多悲风。”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二： “悲风凄厉秋气寒。”曹植《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杂诗》：“高台多悲风”，“江介多悲风”，“弦急悲风发”；《赠丁仪王粲》：“悲风鸣我侧”等。建安诗歌这种悲凉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第二节 三 曹
一、曹操
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二十岁举孝廉。黄巾起义时，他起兵镇压。军阀董卓要废汉献帝自立时，他又起兵讨卓。后因收编农民起义军，壮大了力量。建安元年迎献帝都许，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年轻时曾被当时名士许劭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
曹操是汉末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在当时阶级矛盾尖锐的形势下，实行了抑制豪强兼并、大兴屯田、用人唯才等一系列进步的政策，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统一了北方。
曹操的家庭具有某种特殊性。作为宦官的曹腾和作为宦官养子的曹嵩，原来的出身无疑是很微贱的（《三国志·魏书·武帝本纪》言曹嵩“莫能审其出生本末”）。而汉末宦官擅权的形势，却使他们显赫一时。但是，这种家庭原本并没有什么高贵的血统作为凭依，加上时代风气的影响，所以曹操很少受传统伦理观念和价值标准的束缚。在政治上，他重视实效，而蔑视繁琐的礼仪与虚饰的道德，所以崇尚刑名之学，以严刑峻法来保障自己统治措施的贯彻实行。他说过“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在日常生活中，他却很随便。史书记载，曹操生性机警，为人通脱。所谓“通脱”，就是无所拘泥、固执，个性和感情能够真率地表现出来。
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他又是汉末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他一方面凭借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广泛地搜罗文士，造成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局面；一方面用自己富有创造性的作品开创文学上的新风气。王沈《魏书》说他“文武并施，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丕《典论·自叙》称曹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
曹操的诗，现存21首，都是乐府诗，其中五言6首，其内容和写作方法都与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精神一脉相承。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一部分诗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如《蒿里行》写的是初平元年（190）关东义军联合讨伐董卓的历史事件：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诗歌如实地描写了义军由聚而散的情形，对袁绍等将领各怀私心、畏葸（xi，喜）[畏惧]不前之态进行了揭露和批评。诗末六句对长期的战乱给社会和百姓造成的灾难、痛苦，深表关怀和同情。其中也体现了曹操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欲整治国家、统一疆土的胸怀和抱负。这些诗歌，由于反映现实深刻真实，因而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 （锺惺《古诗归》卷七）
第二，反映汉末动乱中的军旅征戍生活。《苦寒行》：“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描写山路行军的艰苦，历历如见；《却东西门行》：“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抒发征夫怀乡之思，也深切感人。
第三，表现了他的统一天下的雄心和顽强的进取精神。这类诗悲歌慷慨，具有更浓厚的抒情气氛。《短歌行》是其中的代表：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是一篇用于宴会的歌辞。全诗由二个相互联系的主题组成：一是感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一是渴慕贤才，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实现重建天下的雄心。正是因为生命短暂，它才弥足珍贵；追求不朽的功业，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感，而且是为了使个人有限的生命获得崇高的价值。从“人生几何”发唱，以“天下归心”收结，诗中流动着一片悲凉慷慨、深沉而雄壮的情调，这正代表着建安诗歌最为感人的一面。
此外，《步出夏门行》也是一篇格调相近的杰作。诗的第一章（《观沧海》）描绘大海的壮阔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正是诗人胸怀的象征。第四章（《龟虽寿》）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四句，抒发了英雄之志，给人以奋发之感。
曹操诗是学习汉乐府结出的硕果。他采用乐府古题写时事，比如汉乐府的《薤露》和《蒿里》本是挽歌，曹操却用来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又如《陌上桑》本写罗敷的故事，曹操改为写求仙；《秋胡行》本写秋胡戏妻，曹操用来抒发欲乘时努力，早成就霸业而前路坎坷、时势艰难的感慨。他的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既反映现实，又有很深的感慨，语言古朴率真，所以胡应麟说曹操《短歌行》等诗是“汉人乐府本色尚存”（《诗薮》内编卷一）。他的诗于悲凉之中多有跌宕慷慨之气，锺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陈祚明评其诗 “跌宕悲凉，独致超绝”（《采菽堂古诗选》卷五）；冯班评其为“慷慨悲凉” （《钝吟杂录》）。另外，《诗经》以后，四言诗很少佳篇，曹操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抒情的传统，创造出一些动人的篇章，使四言诗再一次放出光采。后来嵇康、陶渊明等人有成就的四言诗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
曹操的散文也很有特色。鲁迅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是指他的文章不受任何陈规的约束，说话大胆，辞锋爽利，一扫汉代儒生的文章动辄援引经义、迂远空阔的习气。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生平之志，略无掩饰做作之笔。文中自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若天命在我，我为文王”。虽是实情，然非他人所敢言。又如《祭故太尉桥玄文》：“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竟记叙了桥玄生前对他开玩笑的话，看起来这似乎有损于祭文应有的庄肃感，却很好地表达了对死者的真切之情。这些文章向切近作者实际生活和真实情感的方向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曹丕
字子桓。建安十六年为五官中郎将，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二十五年代汉帝自立，改元黄初，做了七年皇帝。曹丕生活的主要时期是在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局势之后。他在相对安定的环境里，过着贵公子、王太子和帝王的生活，因此，他的文学创作反映的内容是远不及曹操丰富的。
他的四十余首诗作中乐府歌辞与古诗约各一半，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宴游诗，如写夜游铜雀园的《芙蓉池作诗》，纪游玄武池的《于玄武陂作诗》等。这些诗多写游赏之乐，摹写细致，文词富丽。
兄弟共行游，驱车出西城。野田广开辟，川渠互相经。黍稷何郁
郁，流波激悲声。菱芡覆绿水，芙蓉发丹荣。柳垂重荫绿，向我池边
生。乘渚望长洲，群鸟喧哗鸣。萍藻泛滥浮，澹澹随风倾。忘忧共容
与，畅此千秋情。 （《于玄武陂作》）
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卑枝拂羽
盖，修条摩苍天。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
间。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鲜。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
意，保己终百年。 （《芙蓉池作诗》）
这类诗歌多是即兴式的创作，诗人所记录下的是短暂的游览时间内，真实的心理流程。
第二类是抒情言志之作。如《黎阳作诗》三首，写曹军南征之事，既描写行军的艰苦，更突出了“救民涂炭”和志在“靖乱”的决心。《至广陵于马上作》的前半部分：“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颇有气势，可惜后半部分重沓疲弱，不能相称。
第三类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体现了曹丕诗的水平。如《于清河县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杂诗》二首其二：
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
前六句用比兴手法描写客子身不由主流离他乡的境遇，后四句揭示出滞留他乡的客子惴惴不安的心情，这些地方都明显地看出汉乐府和古诗的影响。李善注认为是曹丕南征之作。最著名的作品是《燕歌行》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音节和谐舒缓，描摹细致生动，感情缠绵动人，语言清新流丽，取得了多种效果的统一，成功地表现了一位妇女在不眠的秋夜怀念丈夫的情态，既不脱离民歌的精神，又有自己的创造。《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曹丕所用的七言还是逐句押韵，音节不免单调。到了刘宋时代的鲍照，它才在艺术上趋于成熟。
清人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古诗源》卷五）曹丕的新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他敏感而多情，在众宾欢坐的宴会上，他会突然体会到“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善哉行》）；而琴瑟满堂，女娥长歌时，他又会因“为乐常苦迟”（《大墙上蒿行》）而心悲；同样，日暖花开，谷水潺湲的自然景物，给他带来的却是“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凡霞蔽日行》）的忧虑。
二是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绮练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曹丕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他纤丽的情思。在艺术形式上，曹丕也勇于创新，他虽然仅存四十馀首诗，却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具备。其中长篇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长达75句，三百六十馀字，三字至九字句都有，极尽纵横开阖之能事。王夫之说：“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船山古诗评选》卷一）。
曹丕的散文中，两篇《与吴质书》文学性较强。如下一节回忆往日之游的文字，尤为显著：
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车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
汉代文人书信虽有少数抒情性较强的，但追求文学效果的主观意识并不显著。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间的书信，愈来愈普遍地以精美的文辞写景、抒情，有意识地增强其文学色彩。曹丕在这一风气中起了带头的作用。
三、曹植
字子建，曹丕弟。他自称“生乎乱，长乎军”（《陈审举表》），在时代的熏陶和曹操的影响下，树立雄心，以 “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与杨德祖书》）自期。曹植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深得曹操赏爱，几乎被立为太子。史载他“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但他恃才傲物，《三国志·陈思王传》载：“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 终于失宠。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曹丕继任魏王后，诛杀曹植心腹丁仪、丁廙兄弟。曹植位为藩侯，实同囚徒，汲汲无欢，还几次险些受害于曹丕，如《七步诗》的故事。明帝曹叡继位后，曹植的处境有所改善，但仍然得不到信任，深感“抱利器而无所施”，终于在忧愤中死去，年仅41岁。曹植最后一任徙封陈王，卒后谥为“思”，故后人又称之为陈思王，据《谥法》：“追悔前过曰‘思’”。有《曹子建集》。曹植的人生悲剧，也是曹魏集团的政治悲剧，最终江山易主于司马氏；司马氏鉴之则又过之，导致了“八王之乱”局面的出现。
在建安作家中，曹植是留存作品最多、对当时及后代文学影响最大、后人多数评价最高的一个。钟嵘称其为“建安之杰”，“文章之盛”（《诗品》）；谢灵运赞其“八斗之才”（宋无名氏《释常谈》卷中引）；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范文澜《中国通史》云：“代表建安文学的最大作者是曹操和曹植，大抵文学史上每当创作旺盛时期，常常出现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旧传统的结束者，一个是新作风的倡导者。”
曹植的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其前后期的作品，内容与风格均有明显不同。曹植早年处于连年动乱之中，目睹了社会所遭到的巨大破坏，这必然给他的前期作品带来深刻影响。虽然他的直接描绘社会乱离的诗歌只保存了《送应氏》和《泰山梁甫行》二篇，仍然值得重视。《送应氏》：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曾为东汉都城的洛阳，一度繁华无比，经董卓之乱，成为废墟。此诗由皇宫而民居，从城市到乡村，逐步开展，描绘出一派萧瑟凄凉的景象。洛阳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点。作者对洛阳的凭吊，实际包含了对整个社会、整个汉末历史的哀伤，内涵非常深厚。
在曹植前期作品中，更多地抒写了个人的志趣与抱负。如《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列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虽是游侠题材，诗中那一位英勇少年，实际也是作者自我的化身，表达了作者对壮丽人生的追求。《鰕鳝篇》则直抒胸臆：“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俯视上路人，势利唯是谋。”“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呈现出一片豪迈气概。这些诗大多情调开朗，富于进取精神，同时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他的《薤露行》则以“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和“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自许，表现出他对政治与文学两方面的高度自信。
此外，因为曹植前期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与曹丕一起，以贵公子的身份与曹操属下的文人交往，所以也写下不少记叙宴游及唱和赠答之作，如《公宴》、《侍太子坐》、《斗鸡》等，大抵情调平和，辞采华丽，很有些贵族气。《公宴》：
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渌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神飚接丹毂，轻辇随风移。
这一类作品曹丕、王粲等也有，而以曹植为突出。这种诗当然很少具有深刻的内涵，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反映了建安时代诗歌题材不断扩大，更多地反映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反映了随着文人文学集团的出现，诗歌的娱乐性与社交功能更加明显了。
曹植后期，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作品的内容与风格发生显著变化。那种雍容华贵的诗作极少再出现，一些表达不甘闲置、要求施展才能的愿望的作品，也不像早期之作那样豪迈自信，而是显得深沉悲凉。更多的作品，集中抒写了对个人命运的失望，和对曹丕政治集团的怨恨。他在《求通亲亲表》中说：“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五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抚心，临觞而叹息也。”还陈述古代宗族血缘关系在封建政治中的作用，说明禁止藩王入京，阻止相互往来的做法不利于国家稳定。
有些诗对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很愤懑。如《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诗中以鹞和罗网代表恶势力，黄雀象征受害者，少年则代表曹植的理想。写出了恶势力的强大，朋友的无辜受害以及自己的无能为力。诗以幻想结束，表达了作者愿望。
有些诗是用比兴、象征的手法写成的，曲折地反映了内心的不平与哀怨。如《浮萍篇》、《美女篇》、《七哀诗》、《种葛篇》、《杂诗》（“西北有织妇”、“南国有佳人”）等。《美女篇》逐一铺写女主人公的美丽、高贵之后，这样结束：“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透露了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痛苦。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三评《美妇篇》云：“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明君而事之。若不遇时，虽见征求，终不屈也。”《吁嗟篇》以蓬草为风所吹，四处飘荡的形象，象征自己屡被迁徙，不能与亲人相聚的命运，表达“愿与株荄连”的愿望。
有些诗则用激切的语言表现内心的愤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赠白马王彪》。这首诗作于黄初四年（223），当时诸王循例入朝，曹彰（须发皆黄的猛将）暴死京城，曹植与曹彪返回封地，途中又被强令分道而行。全诗分七章，感情丰富复杂。旅途的艰辛，骨肉分离的悲伤，对人生的失望，对曹丕不敢明言的愤恨，对监视者的诅咒，兄弟之间强作豁达的慰勉，层出迭出，真切感人。这首诗的抒情艺术水平也很高。诗人把复杂的感情，通过章章蝉联的轳辘体的形式，一步步抒发出来，极有层次。另外，诗人的感情虽然十分悲愤激切，却不是一味的直接倾诉，往往通过叙事、写景，或通过哀悼、劝勉等方式宕开去写，这就把感情表现得沈著从容，丰富深厚。
有些诗设想仙国的世界，寻找精神的家园。曹植在现实世界中处处碰壁，深感时光流逝，功业无成，幻想在神仙世界中得到解脱，于是写下了许多游仙诗，如《仙人篇》、《五游咏》、《游仙诗》、《远游篇》、《升天行》等。诗中所描绘的神仙境界，皆明净、高洁，实际上是诗人理想世界的象征。如《远游篇》：
远游临四海，俯仰观洪波。大鱼若曲陵（山陵曲处），乘浪相经过。灵鳌戴方丈（《列子》：五神山本是浮在海上的，上帝命十五只巨鳌分成三班，轮流背负五山，才使得其不再飘荡），神岳（指方丈）俨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神话中的太华山神女，字玉姜）戏其阿。琼蕊（美玉，仙人餐玉屑）可疗机，仰首吸朝霞。昆仑本吾宅，中州（中国）非我家。将归谒东父，一举超流沙（西北沙漠地带）。鼓翼舞时风，长啸激情歌。金石固易敝（损坏），日月同光华（指神仙）。齐年与天地，万乘（大国之君）安足多（称美）。
曹植对神仙之事一直持否定态度，其《辨道论》即说“不信之矣”；《赠白马王彪》也说：“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可见曹植的游仙诗，实际上是其忧生之心、忧患之词。
曹植诗歌的艺术成就：
钟嵘《诗品》说曹植的诗“其源出於《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正]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曹植一生热中功名，追求理想，遭遇挫折后，壮志不衰，转多愤激之情，所以诗歌内容充满追求与反抗，富有气势和力量，这就形成了“骨气奇高”的一面。他的诗歌虽然也脱胎于汉乐府，但同时吸收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成就，并努力在艺术上加以创造和发展，许多诗歌体现了描写的细致与词藻的华丽，造成了他的“词采华茂”的一面。 具体地说，其艺术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曹植现存诗作中，乐府诗占有近半数。但这些诗基本上都不是配乐演唱的。《文心雕龙·乐府》谓之“无诏伶人，事谢丝管”。这是乐府歌辞文人化的明显标志。
第二，曹植诗的结构大多颇为精致，很少平铺直叙。特别是开头，常常以几句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渲染出特定的气氛，笼罩全篇。如《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二句，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了作者心境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七哀》“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二句，以迷蒙恍惚的景象，奠定了全诗哀怨的基调。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这虽然是从民歌的比兴句学来，但它在全诗中的作用比通常的比兴句重要得多，效果也更为强烈。
第三，对偶的运用以及炼字炼句艺术。对偶的诗句如“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七哀》），“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美女篇》）等等。建安以前，辞赋乃至散文都已明显趋向骈偶化，但在诗歌中，还没有人有意识地运用这一修辞手段。建安时代，曹植、王粲作为辞赋的高手，开始将它引进诗歌写作中来，曹丕等人偶尔也有尝试。至于炼字炼句，像“凝霜依玉除，清风飘飞阁”（《赠丁仪》），“白日曜青天，时雨静飞尘”（《侍太子坐》），“秋兰被长坂，朱华冒渌池”（《公宴》），其中的动词都经过精心锤炼，以求得到警醒的效果。这样的诗句在他的作品中虽然占比例不大，但在以后的文人诗中，却越来越普遍。
总的说来，曹植的诗歌受到后人的推崇，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由于文采富艳，二是因为他对五言诗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三是他不幸的身世引起后世文人的认同。作为失意文人的典型，其坎坷的命运，使无数文人深表同情。刘勰说“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文心雕龙·才略》），也含有这个意思。古代不少诗人皆以王佐之才自命，却大都身世沦落，而以诗词名世，他们的命运与曹植相似，所以对曹植多有一种认同感。
曹植的散文、辞赋也有相当特出的成就。在曹植的文章中，《与吴季重书》和《与杨德祖书》是两篇有名的散文书札。《与杨祖德书》评述当代著名文士，倾吐自己的怀抱，因杨修与他关系密切，所以话说得随便，有较多抒情成分。从文中可以看出曹植自负而又外露的诗人性格。他的《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是两篇骈俪成分极重的文章。《求自试表》要求明帝给以任用，希望由此得到施展才华、建立功业的机会。曹植本来是个理想很高又十分自信的人，把“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视为人生的目标。长期闲置，使他深感压抑，并且有一种大才未用的遗憾。所以这一篇表文写得慷慨激昂，极富情感。
曹植现存的辞赋，包括残佚的在内，有三十多篇，这些作品可以说代表了建安辞赋的转变。其特点，一是篇幅短小，没有汉代流行的长篇巨制；二是题材广泛，各种内容都有。三是抒情性强，与作者的生活、思想关系密切；四是语言华丽而流畅，没有堆砌辞藻的弊病。
《洛神赋》是曹植的代表作。内容虚构自己在洛水遇神女的故事。前人对此篇的寓意，猜测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感甄说”，主要依据是《文选》李善注引《记》，但此言不可信，因为据《三国志·文昭甄皇后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等资料，建安十年（205）曹操平冀州时，曹植只有十三岁，曹丕十八岁，甄氏二十三岁。一种是“寄心君王说”，依据为《离骚》：“我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也颇为牵强。
事实上，在曹植以前，陈琳、王粲、杨修都写过《神女赋》，都是模仿旧传宋玉所作《神女赋》、《高唐赋》，可见这一题材在当时很流行。曹植的《洛神赋》，当也是这一风气下的产物，但是他塑造的洛神形象恐怕还不只是仅仅假托一个神话人物，应该还包含了更为复杂的寓意。首先，甄妃之死也许会对曹植有所触动；其次，当时自身的处境容易使诗人产生怅惘的心绪。总之，《洛神赋》把世俗的男女之情升华到诗意的完美形态，渲染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意缱绻却又因人神殊途而无法交接的惆怅哀怨，格调高雅，感情真切，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其中对神女容貌、情态的刻画，非常细致生动。如：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
这里用了一连串最为美好、灵动的形象来比喻神女，华丽的语言中充满生气，给读者以充分的美感上的满足。继而写到诗人的爱慕之情和洛神的感动：
于是洛灵感焉，徒倚旁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
通过这些动作的描绘把洛神多情的性格也刻划得十分突出。最后写到由于“人神之道殊”，洛神含恨赠当而去，和诗人失意追恋的心情，有浓厚的悲剧气氛。
第三节 建安七子
曹丕《典论·论文》称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为“七子”。七子中孔融年辈较长，且在建安十三年（208）被杀，因此实际上只有六人参加了邺下时期的文学活动。
一、孔融
孔融（153-208）字文举，孔子后裔，曾为北海相。有《孔北海集》。曹操奉献帝都许昌，特意征召他为少府。孔融出身高贵，才智过人，又长期浸染于汉末清流的风气之中，养成了孤傲狂放、尖锐彰露的性格，喜欢对各种政治问题发表议论。他不满于曹操的野心，常借题挖苦、嘲讽，最终被曹操杀害。曹丕评他的文章，说是“体气高妙”，这是指他的文章有才情、有个性，思想机警；又说“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至杂以嘲戏”，这是因为孔融往往并不是完密地论述问题，而是抓住一点，推向极端，所以辞锋犀利而理不周全。从个性强烈这一点来说，孔融的创作与建安之风还是一致的。不过，他的作品留存很少，主要是几篇书札、杂论。其中《难曹公表制酒禁书》，指责曹操的禁酒令言不由衷，加以挖苦，很能表现他的性格。《论盛孝章书》写作时间较早，他与曹操的关系还没有明显恶化，内容又是请曹操救助其友人盛宪（字孝章），故辞气较委婉。文章从为友之道和为国求贤两方面打动曹操，语言简洁，感情真实，恳切之中又不失身份。此外还有《荐祢衡表》。他的《杂诗》“远送新行客”写悼子之情，哀痛欲绝，也是抒情诗中较好的作品。
二、王粲
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文心雕龙·才略》称他为“七子之冠冕”。曹植《王仲宣诔》称其“文若春华，思若涌泉。发言可咏，下笔成篇”。他于建安十三年归顺曹操，此前的作品或纪汉末战乱，或写其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代表诗作是《七哀诗》三首，尤以第一首最为著名：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此诗写诗人在初平三年（192）董卓部将李傕、郭汜作乱长安时避难荆州途中的所见所闻。“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概括了战乱后生灵涂炭的惨象；“路有饥妇人”六句，具体地描写一位饥妇人抛弃亲生骨肉的场面，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清代吴淇说：“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沈德潜说此诗为“杜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古诗源》卷五），足见其影响之大。《七哀诗》其二作于荆州，写漂泊之中思乡怀归的心情，主要通过写景来衬托内心的孤独与苦闷，以山川景物之荒凉、飞禽走兽之有家可归，反衬自己滞留他乡的痛苦，也十分真切感人。
归曹后，王粲比较重要的作品是《从军诗》五首，主要描写诗人几次随曹操出征的感受。诗歌再现了汉末战乱后农村田园荒芜、满目疮痍的景象：“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无烟火，但见林与丘。城郭生榛棘，蹊径无所由”（其五）；歌颂了曹操的英明神武：“今我神武师，暂往必速平”（其二）；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追随曹操为国效力的意愿：“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其一）。王粲还有一些在邺下时期与曹丕、曹植兄弟及其他文人唱和的作品，虽然是“怜风月、狎池苑”之作，但在诗歌题材的开拓、诗歌技巧的探索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意义。如《公宴诗》：“昊天降丰泽，百卉挺葳蕤。凉风撤蒸暑，清云却炎晖。”《杂诗》：“曲池扬素波，列树敷丹荣。”《杂诗四首》其二：“幽兰吐芳烈，芙蓉发红晖”之类的诗句，可以看出追求句式对仗、文辞华美的倾向。
王粲的诗感情深沉，慷慨悲壮。谢灵运说他：“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序》）“自伤”是王粲的感情特征，贵公子的出身，遭乱流寓的遭遇，使他格外地感物兴怀、忧世悲己。这是他写诗的出发点，他的作品虽有对百姓的同情和伸展抱负的愿望，但这些都是从个人身世的感伤中展开的。因此“发愀怆之词”（钟嵘《诗品》上）便成为他的主要特点，却难免“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诗概》）。王粲的诗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方东树评之为 “苍凉悲慨，才力豪健，陈思而下，一人而已”（《昭昧詹言》卷二）。他的诗对后世也颇有影响，钟嵘《诗品》说潘岳、张协、张华、刘琨、卢谌等著名诗人皆源出于他，连魏文帝曹丕也“颇有仲宣之体”。
王粲滞留荆州登当阳城楼所写的《登楼赋》是他赋中的名篇，也是当时脍炙人口的抒情小赋。作者以销忧始，以气交愤终，其忧愁虽似缘于思乡怀土，实则乃未遇明主所致。刘表“外貌儒雅，心多疑忌”，又以貌取人，王粲深为刘表所轻。这对一个曾经被大名士蔡邕“倒屣迎之”的青年才俊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曹操占领荆州后，辟王粲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终于满足了他的功名心。
赋中“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丘。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一节，写他看见异乡风物之美而引起的思乡怀土之情，特别深切感人。 “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表现了作者处于乱世壮志不得伸展的沉痛感情和积极进取精神。
这篇赋写景和抒情结合，具有浓厚的诗意，脱尽了汉赋铺陈堆砌的习气，显示了抒情小赋在艺术上的成熟。刘勰将此赋视作“魏晋之赋首”（《文心雕龙·诠赋》）。元代郑光祖据此赋创作了杂剧《王粲登楼》。李商隐《安定城楼》云：“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足见后代文人对于王粲人生处境的浓厚兴趣。
三、刘桢
字公干，东平宁阳人。存诗二十馀首。在当时甚有诗名，曹丕即称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又与吴质书》）。他性格豪迈，狂放不羁。其诗一如其人，刘勰说：“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文心雕龙·体性》）钟嵘说他：“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
刘桢的诗一类是赠答诗，一类是游乐诗。他的赠答诗中，最著名的是《赠从弟》三首。这三首诗分别用蘋藻、松树、凤凰比喻坚贞高洁的性格，既是对其从弟的赞美，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刘履说：“初言蘋藻可充荐羞之用，次言松柏能持节操之坚，而末章复以仪凤期之，则其望愈深而言愈重也。”（《选诗补注》卷二）其二云：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与王粲不同，刘桢的风格是“壮而不密[绵密]”（曹丕《典论·论文》）。同样面对动乱的社会，遭遇坎坷的人生，他更多地是表现个人愤慨不平的情感，因此他的作品中总是充盈着慷慨磊落之气。正如他自己所说，风霜逼迫愈严，愈能体现松柏坚贞挺拔的本性。这种精神和气骨造就了刘桢诗歌俊逸而奇丽的风格。此外，《赠徐干》一诗，哀叹命运多舛，抒发愤懑不平，骨力稍弱。
刘桢的游乐诗主要是与邺下文人欢会之时所作。《公宴诗》用华丽诗笔尽情写山水之美与游赏之乐：“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芙蓉散其华，菡萏溢金塘”。此外还有《斗鸡诗》、《射鸢诗》等。
刘桢的诗刚劲挺拔，纯以气势取胜，钟嵘《诗品》谓“陈思以下，桢称独步”；元好问《论诗绝句》说：“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都是欣赏他这种壮气。
四、陈琳、阮瑀、徐干、应瑒
陈琳字孔璋，广陵射阳（今属江苏）人。阮瑀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他们都曾为曹操掌管书记，当时军国书檄，多出于二人手笔。这些文章都是应用文，但却很讲究文采，多用排偶，句式整齐，又喜广引史事为证。这标志了魏晋文章在汉代文章已经骈偶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向骈文的方向发展。陈琳的代表作为避难冀州依袁绍时所写的《为袁绍檄豫州》，阮瑀的代表作是《为曹公作书与孙权》。
他们也擅乐府诗。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以对话形式，写秦代筑长城者家破人亡之苦；阮瑀有《驾出北郭门行》，写一个孤儿为后母虐待，在亲母坟前啼哭哀思的故事。二篇均模仿汉乐府诗，语言也很朴素。这种故事性很强的乐府诗，在建安时代已经不多见了。
七子中的徐幹在当时以赋见称，曹丕《典论·论文》云：“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衡）、蔡（邕）不过也。”但作品流传者少。诗今存４首，都是五言诗。其中保存在《玉台新咏》中的《室思》诗为拟思妇词，共分六章，描写思妇忧愁苦闷的心绪，文辞凄厉深婉，感情哀怨缠绵，堪称佳作。而“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四句，尤为后人推重，魏晋以后，《自君之出矣》成为诗人常用的诗题。唐代诗人张九龄有“自君之出矣，不复理弦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晖。”另一首《情诗》在情调与风格上也都与此诗相似，如“君行殊不返，我饰为谁荣[容]？炉薰阖不用，镜匣上尘生。绮罗失常色，金翠[金、玉制成的首饰]暗无精[光泽]。”
应瑒的诗以现存的几篇而论，较少特色。
七子之外，杨修、吴质、丁仪、缪袭、繁钦等，在当时均有文名，但也都少有作品存世。繁钦字休伯，曾为曹操掌书记，文辞巧丽。其《定情》诗中的一段：
与我期何所？乃期东山隅。日旰[晚]兮不来，谷风吹我襦。远望无所见，涕泣起踟躇。与我期何所？乃期山南阳。日中兮不来，飘风吹我裳。逍遥莫谁睹，望君愁我肠。与我期何所？乃期西山侧。日夕兮不来，踯躅长叹息。远望凉风至，俯仰正衣服。与我期何所？乃期山北岑。日暮兮不来，凄风吹我襟。望君不能坐，悲苦愁我心。
以一连串排比句写女子对情人的挚爱和期待，显然受到民歌的影响。所谓“定情”，是镇定其情的意思。通篇以女子口吻自述与人相爱，不久被弃，悲而自悔。
第四节 蔡琰
蔡琰字文姬，大约生于灵帝熹平(172—178)年间。她是蔡邕之女，自幼有很好的文化教养，史载她“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但她一生的遭遇却非常不幸。幼年曾随被陷获罪的父亲度过一段亡命流离的生活。后来嫁给河东卫仲道，又遭夫亡，因为无子而回家寡居。未几，在汉末大乱中，为胡骑所掳，遂流落于南匈奴(今山西地方)。在南匈奴她滞留十二年，嫁给胡人，生了两个孩子，后为曹操赎回，再嫁陈留董祀。正是这样的文化教养和不幸遭遇，使她写下了杰出的诗篇。
现在流传下来题为蔡琰的作品共有三篇：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它们都是自传性的作品，后人对这些诗的真伪有不同的看法，并引起了争论。但就目前关于蔡琰生平比较可信的一些材料来看，五言《悲愤诗》最符合事实，可以断定为蔡琰所作。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尚须进一步研究。有《胡笳十八拍讨论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五言体的《悲愤诗》长达540字，共分三段，第一段写董卓作乱，自己被俘，以及俘虏们所受的虐待。以叙事为主，夹以抒情。第二段写胡地生活及被赎归时与儿子分别时的苦况，第三段写回乡后的生活，这两段是以抒情为主，夹以叙事。她在被掳途中，受尽了胡兵的虐待和侮辱：
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在滞留胡中的漫长岁月中又无时不为思念亲人乡土的感情所煎熬：“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幸而得以归国了，却又要和亲生的子女离别：
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待她回到家后，等着她的是一片废墟。她虽然“托命于新人”，但是“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在残酷的礼教统治下，有了象她这样遭遇的人是为人所不齿的，无可奈何她只有“怀忧终年岁”了。这首诗虽然中心是写诗人自身的遭遇，但在那个动乱的现实中，遭遇这样悲惨命运的正不知有多少。所以，它是通过一个人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汉末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同时也控诉了军阀混战的罪恶。
《悲愤诗》结构严谨，剪裁精当，深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善于通过细节的描写，具体生动地表现各种场面和人物的内心活动，使人如临其境，如睹其人。
第五节 正始文学
正始是魏废帝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还包括正始以后直到西晋立国（265）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
正始时期，玄学开始盛行。当时，有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派，称竹林玄学，以阮籍、嵇康为代表，所谓“名教”，就是儒家伦理纲常教义，所谓“任自然”，就是放弃对外在功名利禄的追求和外在行为规范的遵从，而崇奉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道德；也有主张名教与自然相统一的一派，称正始玄学，以何晏、王弼为代表，要求个性自由不超越和破坏社会规范。
这时期的政治现实极其严酷。先是齐王嘉平元年（249）正月，太傅司马懿趁大将军曹爽等人奉齐王谒高平陵（明帝墓）之机在洛阳发动兵变，诛杀曹爽、何晏等人，“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女子适人者皆杀之”，实际控制政权。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十多年间，酝酿着一场朝代更替的巨变。他们大量杀戮异己分子，造成极为恐怖的政治气氛。“天下名士，少有全者”，许多著名文人死在这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另一方面，司马氏集团为了掩饰自己的行为，并为夺取政权制造舆论，又竭力提倡儒家的礼法，造成严重的道德虚伪现象。以清醒和理智的思维，面对恐怖和虚伪的现实，知识阶层的精神痛苦，也就显得尤其尖锐、深刻。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始文人很自然地发展了建安文学中表现“忧生之嗟”的一面，集中抒发了个人在外部力量强大压迫下的悲哀。换言之，建安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高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正始文学中已经基本上消失了。由于周围环境危机四伏，动辄得咎，也由于哲学思考的盛行，正始文人很少直接针对政治现状发表意见，而是避开现实，以哲学的眼光，从广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来观察事物，讨论问题。也可以说，他们把从现实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推广为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的思考。这就使正始文学呈现出浓厚的哲理色彩。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
正始时期著名的文人，有所谓“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夏侯玄，主要成就在哲学方面。后者又称“竹林七贤”，指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人。其中阮籍、嵇康的文学成就最高。
一、阮籍
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阮瑀之子。他早年“好书诗”，有“济世志”，《晋书·阮籍传》载：“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但处于魏晋易代之际，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残酷斗争中，不仅抱负无由施展，自身的安全也没有保障。于是转而崇尚老庄思想，对黑暗的现实采取了一种消极反抗的态度。他终日“饮酒昏酣，遗落世事”，有时又纵酒佯狂，发语惊人，“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晋书·阮籍传》）他经常“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嵇康说过：“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不能也。”但阮籍善用青白眼，来表达他的爱憎，“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母丧）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齎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晋书·阮籍传》）晚年做过步兵校尉（实为步兵营中有三百斛美酒），故世人又称之为“阮步兵”。
阮籍尽管在行动上佯狂放诞，内心却十分痛苦。史载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他把这种寓藏在内心的、无由发泄的痛苦与愤懑都在诗歌中用隐约曲折的形式倾泻出来，这就是著名的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
历史唤起了个性的觉醒，使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去追求生命的完美，人性的自由，却不给这种追求以实现的希望。阮籍的生命形态，是一种极端压抑之中扭曲的生命形态，是一种苟活于乱世而付出了痛苦代价的生命形态，现实的黑暗形成了阮籍极为复杂的人格。沉醉又清醒，至慎又狂放，矫情又真情，阮籍就是这些复杂矛盾的统一体。
五言《咏怀诗》中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生活态度，尤其是对于人生问题的反复思考。由于处境的危险，他只能用隐蔽的象征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用笔曲折，含蕴隐约。所以钟嵘《诗品》说他“颇多感慨之词”，“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颇多感慨之辞，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李善《文选注》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尽管《咏怀诗》所牵涉的具体的人物事件已无法探求，但并不是说这些诗是无法理解的。尤其是其中许多篇，虽是从现实感受出发，却又往往超脱具体事实，推广为人生的根本问题，诗中所包含的哲理、所抒发的感情，仍然可以追索、体味。
同《古诗十九首》及建安诗歌一样，《咏怀诗》中也反复发出诸如“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之类对人生短促的感叹。不过，在《古诗十九首》中，追求现世的享乐，追求友谊和爱情，被当作解脱途径来歌咏；在建安诗歌中，追求不朽的功业，被视为有限生命的延续。换言之，阮籍以前的诗歌，是把自然规律视为人生不自由的最重要原因，而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可以找到解脱的道路。而阮籍则不同。他虽然也看到自然规律的作用，但他更强调社会力量对人生的压迫。
在《咏怀诗》中，逐一排除了可能的解脱道路：
首先，富贵名利不能解脱。追逐富贵使人倾轧相争，以至覆灭：“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名和利使人丧失自我，丧失本性：“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
其次，建功立业不是个人可以随意选择的道路，不幸的时代，个人能有什么作为？所谓“阴阳有舛错，日月不常融。”
再次，亲情、友情、恋情固然美好，但黑暗的现实随时可以夺走它们：“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苦辛。”而且，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虚伪、怨毒、猜疑、背弃：“人知交友易，交友诚独难。险路多疑惑，明珠不可干。”“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仇。”
最后，求仙长生也属于虚幻，《咏怀诗》中虽多次写到对神仙世界的向往，但作者并没有把它当作真实的追求。因为即使能长生，在这样的世界上也是徒然：“人言愿延年，延年将焉之？”
在阮籍看来，现实犹如一张大网，使人无处可逃：“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在第三十三首中，他还对人生作了一个总的描绘：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这里指出，人生由于受到两种力量的压迫，因而是极端不自由的。一是人所生存的社会，二是人类必将面对的死亡。社会充满矛盾，充满危险，一切都不可预测，再多的智慧也不足应付。因而人的一生焦虑重重，如怀汤火。即使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躲过了人世的一切危险，死亡的力量也必将使你毁灭。
阮籍虽然厌恶司马氏集团的所作所为，但他并不是从政治上站在曹魏政权的一边来反对他们。作为哲学家的阮籍，他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具有广阔历史意义的悲哀，所以，他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由此在《咏怀诗》中形成一种强烈的生命孤独感。第一首就表现了这种感情：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月色如水，寒风拂衣，孤鸿悲鸣，宿鸟惊飞，在这一片冷漠枯索的气氛中，主人公独处空堂，徘徊忧思。这里所描摹的并非实有的场景，也未必隐喻着什么具体的事件，而只是借诗的意象和意境，用象征的手法，寄托一种绝对的孤独感，一种幽深而难以名状的愁绪。清人方东树说：“此是八十一首发端，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昭昧詹言》卷三）除了这一首外，还有好几首类似的诗篇。如其十七：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这首诗写独坐无人，出门无人，登高无人，所见仅为孤鸟、离兽，栖惶无主之情溢于纸上。在这种局面之中，诗人进而感到壮志、理想都成了泡影。这种从生命本质意义上提出的孤独感是过去诗歌中从未有过的。
就诗歌精神而言，阮籍的《咏怀诗》与建安风骨仍是一脉相承的，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但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咏怀诗》也带来了重大的改变。
阮籍把深刻的哲学观照方式引入诗歌中来，同时巧妙地将它与一系列艺术形象相结合，使诗歌呈现出十分广阔的视野，包容了十分深沉的内涵。他在创作过程中，借鉴了“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玄学思想方法，当然这其中还包括“得象忘言”和“得意忘象”的玄学理论。言、象、意本是抽象的哲学范畴，运用到诗歌中，其含义略有变化。所谓的“言”，是指诗歌的语言；“象”主要指诗歌中的物象、意象；“意”是诗歌所要表达的主旨。玄学的思想方法引导诗人运用语言、文字，塑造形象的同时，还要突出含义更为深广的诗旨，即“意”。阮籍的《咏怀诗》往往不刻意表现具体的象和意，“他常常借助言、象，表现更深层、更带普遍意义的象和意，使得他的诗具有多义的性质，读者可以作各式各样的理解。”（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73页）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咏怀诗》中的一些诗歌，如其二“二妃游江滨”，其十一“湛湛长江水”，其二十九“昔余游大梁”等等，就不会再作胶柱鼓瑟式的理解了。
阮籍几乎是倾尽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从现存诗歌来看，他除了还写过十三首四言诗以外，再无其他诗体。阮籍《咏怀诗》对五言诗的发展有突出贡献。
一方面，它沿着汉代无署名文人诗和建安诗歌开创的抒情艺术传统而发展，使五言诗进一步摆脱了叙事的影响，坚实了抒情化的发展方向。特别是继承了曹植后期诗歌创作的艺术精神，向诗人的内心深处开掘，五言诗的文人化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在表现手段上，多用象征寓意，形成若即若离、闪烁曲折的特点，诱导人们去反复体味，反复思索。这就是《文心雕龙》所说的“阮旨遥深”。可以说，到了《咏怀诗》，中国古代抒情诗明显变得厚重了。《咏怀诗》的感情也极为真诚激切，具有感人的力量，所以《诗品》说它“可以陶性灵、发幽思”。
另一方面，篇制趋短，而且大体稳定在一定的句数之内。八十二首《咏怀诗》的篇幅，最长的两首十八句，最短的三首才六句，绝大部分则集中在八句到十六句之间。这有利于增强五言抒情诗含蓄凝练的艺术特征。受汉大赋艺术影响，五言诗中好用铺排句式的风气，在汉代五言乐府歌诗与建安时期的一些诗歌中都时常可以见到。近体诗出现以前，五言诗在篇幅上固然没有特殊的要求和限制，但是过多的铺排描写，自然增加了诗歌的篇幅，虽有助于增强诗歌的气势，却常常因过于烦琐而破坏了诗歌的凝练。《咏怀诗》中虽不乏写景状物之句，但极少铺陈，这些景物往往是诗人心绪的折射，是为宣泄某种感受而寻求的外在依托，常随着心绪的变化而变化。由于诗人的心灵异常善感，在诗中又总是克制着自己的情感，不让它毫无羁绊地表露出来，总是给人稍纵即逝的感觉，有时又顾左右而言他，这样就很难形成铺排恣肆的文字。从魏晋南北朝五言诗总的发展来看，篇制趋短也是必然的趋势，五言诗逐渐确定为八句，并最终迎来了近体诗的时代。
阮籍的散文，以《大人先生传》最著名。这是一篇用韵散相间的形式写成的文章。作者首先介绍了大人先生的超凡举止，“大人先生盖老人也，不知姓字。陈天地之始，言神农、黄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年之数。……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接下来详细描述了大人先生同君子、隐士、薪者的不同对话，假托“大人先生”之口，表述作者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揭露封建礼法的虚伪的本质，逐一否定了君子、隐士、薪者的处事方式。文章认为，上古社会原是自然淳朴的，自从有了君臣，才有了欺诈和残害的行为。那些统治者制订礼法来束缚老百姓，诳骗愚拙的人们，于是强者横行无忌，弱者只能劳苦困顿地受人奴役。“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作者指出这样的统治是无法巩固的，必有一天会遭遇“亡国戮君溃散之祸”，到了这时，那些依附封建统治的寄生虫也必然同归于尽：
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裈中乎?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 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
当然，作者对于自己所厌恶的现实社会，终究是无能为力的，他只能在幻想中追求绝对的自由。文章多用铺排之笔，辞采富丽，又使用很多对偶句，并以单行散句交错其间，使之奇偶相生，整齐中见变化。
二、嵇康
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西）人。他崇尚老庄，性格高傲刚直，不拘礼法。又受道教影响，喜谈服食养生之事。通音乐，善奏琴。《嵇康别传》云：“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世说新语·容止》云：“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俄俄若玉山之将崩。”
他与阮籍是好友，同为“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思想多有相近之处，但性格为人、处世态度、颇有不同。他曾说自己“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隐居山阳时，曾结识隐士孙登，孙登正告过他：“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多言。”但嵇康最终还是因言致祸，据《世说新语·简傲》载：“钟士季（会）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者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以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在钟会那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嵇康娶魏宗室之女（曹丕异母弟曹林的孙女，一说女儿），与曹魏政权的关系，比阮籍更为密切；对司马氏的阴谋、他的反对也更为明白激烈。所以当正始末司马懿执政之后，他就脱离政坛，不像阮籍那样，仍虚与斡旋，以求自保。正元二年（255），毋丘俭在扬州发兵反抗司马氏，嵇康打算响应，因山涛极力阻止才作罢。
他不能像阮籍那样，借哲学的观照与思考，隔远了现实中的矛盾与痛苦。以他的社会联系、政治态度以及刚傲的性格，自然难以为司马氏所容，所以终究被构陷杀害。钟会曾对司马昭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故以康为虑耳！”最终，司马昭以吕安（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鳳”字，凡鸟也。）不孝事牵涉嵇康为借口，将其下狱。钟会再次进言：“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世说新语·雅量》云：“嵇中散（曾官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
嵇康存诗60首，分别用五种诗体写成，其中四言诗30首，五言诗12首。可以说，成就最为突出的应该是四言诗，是继曹操之后的又一批成功之作。嵇康虽只有12首五言诗，对正始五言诗的贡献却是很大的。因为嵇喜、郭氏兄弟（郭遐周、郭遐叔）、阮侃等人的五言诗，都是与嵇康的赠答之作。
嵇康的诗，以表现其追求自然、高蹈独立、厌弃功名富贵的人生观为主要内容。《幽愤诗》作于因友人吕安的冤案被构陷入狱时，自述身世、志趣和耿直的性格，对自己无辜受冤表示极大愤慨。诗末说：“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常吟，颐性养寿。”表示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词锋爽利，语气清峻。四言《赠秀才入军》诗共十八章，内容是想象其兄嵇喜在军中的生活，但那洒脱的情趣却是属于嵇康的。如第九章：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想象其兄日后在军中的戎马骑射生活，形象鲜明，灵动生姿。与曹植《白马篇》相比，既有游侠儿的英武豪侠气概，又多了一种洒脱神情。又如第十四章：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想象其兄在行军休息时游猎弹琴、神情悠然的高超境界，也表现了自己的寂寞怀念之情。语言自然天成，形象而又传神。“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是嵇康理想人格的写照，也是向来为人称道的妙句。此外，《酒会诗》之一：
淡淡[yan]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楫容裔。放棹投竿，优游卒岁。
也表现了一种清逸脱俗的境界。
《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双鸾匿景曜”）表明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要象“双鸾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阳振羽仪”那样，绝离尘埃，永保平安。劝告嵇喜“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必危。吉凶虽在己，世路多崄巇”，希望他能及早醒悟，二人一起“逍遥游太清”。全诗以鸾鸟为喻，驰骋想象，委婉表达了诗人的人生理想和对入军一事的态度，条理清晰、层次井然，显示了高超的驾御语言的能力。钟嵘将嵇康列在中品，对这首五言诗尤为赞美，称“叔夜双鸾，五言之警策者也”。前人对此诗普遍赞美有加，认为“颇矫健低徊”（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气体直逼东阿”（范大式《历代诗发》）。
嵇康与郭遐周、郭遐叔兄弟之间也有五言赠答诗。嵇康因毋丘俭起兵一事，欲离京避难，友人郭遐周赠诗三首（均为五言）、郭遐叔赠诗四首（均为四言），表达了惜别之情。嵇康感于二人的关怀，便写下了五言《答二郭诗》三首以示酬答。他在诗中，再一次以鸾凤自喻，表明了“逍遥游太和”、“远托昆仑墟”的人生志向。
赠答诗之外，嵇康还有《述志诗》二首。诗人理性地审视自己的人生历程，对现实的黑暗有透彻的认识，因此决计高蹈出尘，怡养情性。但是诗中过多的议论，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诗歌韵味，刘熙载称：“叔夜之诗峻烈”（《艺概》卷二《诗概》）；钟嵘说：“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诗品》），在这两首诗中体现尤为明显。
嵇康是魏晋之际最著名的论说文作家。《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说：“康所著文论六七万言，皆为世所玩咏。”其特点，一是思想新颖，好标异说，对传统的儒家思想富于批判精神，二是说理缜密而透彻。主要作品有《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管蔡论》、《难自然好学论》等。不过，从文学意义上说，他的书信体散文《与山巨源绝交书》更为重要。
山巨源即山涛，他从吏部郎转迁为散骑常侍时，举荐嵇康以自代，希望嵇康放弃与司马氏对抗的立场，以免遭到危险。嵇康作此书断然拒绝，并宣布与之绝交，表示自己决不屈节妥协。当然，他不能公然从政治上表示对立。信中陈述自己不能就职的理由，是推崇老庄，任真纵放，无法忍受礼法的羁勒和俗务的纠缠。借这种表白，显示出桀傲不驯的态度。他要求对方尊重自己的个性和志趣，提出“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又譬喻说：“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汤蹈火；虽饰以金镳，享以佳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这种个人意识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精神，正是魏晋文学最显著的特色。在自我表白的同时，作者还辛辣地讽刺挖苦山涛和整个司马氏政治集团。他说山涛：“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又描摹官场景象：“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尖锐地斥责了山涛及其他依附司马氏的人们毫无操守、投机多变。更有甚者，他还宣称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实际是讥刺司马氏为了篡权而制造礼教根据。据说司马昭读了这几句话，对嵇康很痛恨。嵇康最终被杀，与此有直接关系。
总之，这篇书信全面反映了作者的人格。虽非正面立论，却毫无闪烁含糊之辞，放言无惮，辞锋犀利，风调峻切。用生动的语言，写出作者的真实感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竹林七贤”的其他几人，都很少有作品流传，只有刘伶的《酒德颂》和向秀的《思旧赋》比较有名。《酒德颂》赞美纵酒任诞、蔑视礼法的生活，可以看出当时风气。《思旧赋》是向秀思念故友嵇康、吕安的抒情短赋。全篇总共不足二百字，几乎刚开头就结束了。但从这种欲言而难语的文章体制和文中悲凄的感情气氛，可以看出作者心情的沉重，以及当日政治的黑暗与恐怖。
应璩是建安诗人应瑒之弟，以《百一诗》（残篇）闻名后世，其内容相当广泛，主旨是对曹爽的规劝。态度平和，正是儒家所提倡的温柔敦厚的风人之旨。语言质朴，以言事与说理见长，形象则有所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