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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风暴”后，福柯渴望返回法国。因为他被独裁国家的生活压力和焦虑弄得灰心失望，而且他对法国新一轮的论战很感兴趣，所以他放弃了在突尼斯购买海景房的计划，接受了到文森新创建的“实验性的”大学主管哲学系的提议。这是法国教育部给“六八分子”的大学改革要求的直接回应，文森大学是一场反独裁主义教育的激进实验。教授由他们同辈人遴选、由学生们评价，而不再是教务长或行政人员负责聘任与管理。课程设置完全是跨学科的。或许最激进的一点是，大学招生向各种社会背景的申请者开放，不仅仅向那些完成中学毕业会考的学生开放。何内·谢黑（Rene Scherer）是哲学系所选的第一批教授之一，他解释说：“文森大学是进入大学的‘外部’，同时是向外部开放的大学。”

果不出所料，与法国教育部迁移最不愿妥协的政治积极分子远离巴黎市中心的计划相一致，文森大学立即吸引了法国左派最激进的派系。在这一过程中，福柯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为哲学系招募了形形色色的左派分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福柯负责新哲学系是一个政治上没有任何争议的选择。自从福柯1966年出版《词与物》获得巨大成功以来，他的名声平稳上升。因此，他的哲学资历从没被怀疑过。对于他的任命起更重要作用的一点是，“五月事件”发生时，福柯恰好不在国内。他也从没公开地谈论他在政治上参与了突尼斯学生运动。然而，他缺席“五月风暴”，这一点尽管可以让他安然地选择做文森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但是这也意味着他不得不在同事和学生中间证明他的革命诚意。

福柯没浪费多少时间就做到了这一点。1969年1月，在第一次校园斗争期间，他在巷战中上了第一节课。他与一小群教师一起，包括他的伴侣丹尼尔·德菲尔，帮助学生们爬上文森大学一座主楼，并占领了这座主楼。当防暴警察带着警棍和催泪弹来驱赶抗议者时，福柯是他们当中最后一个离去的。他毫无畏惧地从楼梯上撤离，并在身后胡乱扔了些东西，设置了障碍。丹尼尔·德菲尔后来回忆道，福柯那天晚上很开心，“（福柯）毫无疑问正体验着一种肯定是尼采意义上的‘破坏中的快乐’（joy in destruction）。”

那些导致这一冲突的事件仍然是错综复杂的，令人费解的。这一占领大学楼房的决定是为了回应对索邦大学几十名积极分子的逮捕事件，而这些积极分子正抗议政府对大学严重不足的财政支持。

不过，对于福柯和那些正在参加抗议的学生来说，特殊的原因只不过是一个托辞而已。他们打算扰乱不久前开张的新大学。在这次开场的斗争后，政府确定了警察常驻校园的政策，然而秩序从未被真正地恢复过。日常的抗议和暴乱经常中断课堂，扰乱大学的行政功能。书从图书馆消失了，建筑设施也被大肆破坏了。

尽管遭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党派之争的困扰，“无产阶级左翼”最终设法控制了哲学系，并在文森大学校园里享有一定的声誉。“无产阶级左翼”激进分子不是自由主义者、文化革命分子。1968年秋，他们在新创建的《人民事业报》上清楚地表达了他们的最终目标：“革命最重要的目标是通过武装斗争夺权……马列主义的这一革命纲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中国如此，在其他国家亦是如此。”

尽管“无产阶级左翼”领导者们在5月错失了良机，但是他们到1968年秋天就开始正确地理解了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早在“五月风暴”之前，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认为学生激进分子们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建立革命学生—工人先锋队，他们当时认为学生激进分子们的任务不再是领导工人或联合工人，而是使他们自己沉浸（immerse）于他们的斗争之中。随着“五月起义”的到来，“无产阶级左翼”工运中心主义的主旨思想及其革命纪律的模式引起了青年积极分子的共鸣，后者不再对社会公认的、因“五月造反”失败而感到沮丧的左派抱有幻想，然而他们仍旧陶醉于政治战斗性的诱惑之中。他们的地位迅速提高，法国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增加了他们的支持，由此毛主义的声望达到了如日中天的境地。

“无产阶级左翼”成员给福柯留下了深刻影响，他们似乎具体表现了福柯所钦佩的、曾在他的突尼斯学生身上所体现的同样“极端的”品质。在一封福柯于“文化大革命”发动几个月后写给丹尼尔·德菲尔的信中，他承认他“被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搞得激动不已”（“我被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搞得激动不已”），他尤其被毛主义者独特的战斗性吸引了。尽管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迟迟才参加“五月运动”，但它是整个6月、7月继续煽动斗争的、为数不多的学生团体之一——仿佛5月从未结束过。在毛主义者放弃了拉丁区以后，他们开始关注巴黎郊外那些政治上反复无常的工厂，那里的工人拒绝接受蓬皮杜总理提出的调解条款。即使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解散后，它的“工作台”仍保留在巴黎及其周围的汽车厂，像自主的“基层团体”（groupes de bases）一样发挥功能。随着学生行动主义“从阶梯教室向工厂”（引自一本论“工作台”的经典著作的题目）移动，这些毛主义的基层组织似乎在去中心的局部反抗方面体现了新的可能性。

毛主义者的革命行动模式很快以“自发性”（spontanéisme）闻名，“自发性”最初是一个马列主义批评家用以批评“无产阶级左翼”的术语。“五月风暴”之后，托派等马列主义团体试图建立新的革命政党，而毛主义者赞同“直接行动”。受“文化大革命”的激发，他们试图抹掉下列社会差别的一切痕迹：“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差别，还有学生与工人之间的差别。“自发性”转化成一种哲学实用主义，其支持者先天地拒绝理论化。而理论应该存在于一种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之中。在观念上，它可能产生于与人民斗争的接触之中；在其他方面，它仍然是次要的、暂时的。毛主义者相信人民具有继续使他们的斗争适应于新形势的能力。

“无产阶级左翼”逐渐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的蓝图，而是证明了没有这样的蓝图存在。慢慢地“真实的”中国不再重要。按照毛主义者的说法，重要的是“我们头脑中的中国”（la Chine dans nos têtes）。他们声称从毛泽东的实例中学到的关键性教训就是每个民族本质上是不同的；因此每个国家需要孜孜以求地探索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如毛泽东断绝了与苏联的关系以促使中国探索自己的道路一样，法兰西民族不得不缔造他们自己的奔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并非中国社会主义本身的模式是毛主义者试图效仿的模式，他们反而渴望像毛泽东一样运用他的思考方法——“毛泽东思想”。

此前福柯与难以对付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圈子保持着一定的安全距离，而他在“自发性”中发现了一种进入激进政治的竞技场的方法与一种他能够容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及毛主义者，但是福柯在1970年庆应义塾大学（Keio University）的演讲中向日本听众表达了他对“自发性”的赞赏之情。尽管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新形式已被学生和知识分子阐述过了，但是它在福柯看来是“反理论的”（anti-theoretical）。他将新型的政治运动描述为“与其说接近列宁，倒不如说接近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它们更依靠群众的自发性，而不是依靠理论分析”。

如前所述，政治战斗性最终使许多毛主义者进了法国监狱。1970年 5月，内政部长雷蒙·马塞兰草率地取缔了“无产阶级左翼”。政府逮捕了一些高层的“无产阶级左翼”激进分子，在新一轮的防暴行动中让政治组织的领导者们对其普通成员所犯的任何违法行为负法律责任。其他毛主义者也被逮捕了，据说是因为他们试图“重新组建一个被取缔的组织”。他们的罪行是什么？因为他们继续出版和散发《人民事业报》。在狱中，“无产阶级左翼”积极分子与其他学生激进分子联络，抓紧时间“调查”——也就是说着手调查——他们的新环境。

1970年，30名左翼囚犯，其中大多是“无产阶级左翼”成员，他们开始绝食抗议，要求政府承认他们是“政治犯”，这是一种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给予民族解放阵线某些成员的称号。按照这一先例，这种身份将承认他们的某些权利和特权：以团体形式进行集会的权利、与外面的“无产阶级左翼”同仁通信以及与媒体接触的权利。然而，左派分子很快意识到他们主张他们优于一同关押的被拘留者的“政治的”地位是不公正的——一种轻视后五月时期平等精神的精英心态。普通罪犯本质上次于毛主义的政治贵族吗？难道所有的犯人的命运不都是同样公正的吗？左派分子很快认识到，通过认可一种使政治犯与普通罪犯相对立的心态，他们就毫无保留地接受一系列意识形态上变质的、资产阶级的观念二元论：道德与不道德、好与坏、罪恶与美德。很快左派分子的政治目标就转变为哄骗所有狱友参加他们的绝食行动，因为在“法西斯主义的”司法制度中，所有的犯人都是政治犯。

最初的绝食抗议持续了一个月，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1971年1月，毛主义者又尝试了一次。不过，这一次只要他们说服其他狱外积极分子加入他们的绝食抗议，他们就成功了。最引人瞩目的是绝食抗议者聚集到旅客拥挤的蒙帕纳斯火车站和邻近的圣贝尔纳小教堂（Saint-Bernard Chapel）。这个时候许多有影响力的文化名流、知识分子名流注意到了这件事。电影演员伊夫·蒙当（Yves Montand）和西蒙娜·西涅莱（Simone Signoret）、哲学家弗拉基米尔·扬科列维奇（Vladimir Jankélévitch）和记者莫里斯·克拉维尔（Maurice Clavel）顺道拜访了他们，并公开地与抗议者团结一致。在国民议会上，未来的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代表绝食者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振振有词地控诉司法部长勒内·普列文（René Pleven）逮捕毛主义者只是向他们算政治旧账。密特朗的行动也引起受欢迎的公众注意，让他们去关注极差的、左派分子被迫不公地去忍受的监狱条件。 2

斗争领域的蔓延：福柯与监狱信息小组

福柯渴望分享毛主义者的行动主义，不过他想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做。他注意到“无产阶级左翼”在《人民事业报》编辑被捕后如何卑鄙地利用萨特当它的傀儡和代言人。因此，他不情愿只成为另一个装饰门面的知识分子人物，装成另一个所谓的民主人士。当时塞尔日·朱利和皮埃尔·维克多——使用有点可笑的、亲华倾向的笔名让·泽东（Jean Tse-toung）——成立了政治犯组织（Organisation des prisonniers politiques，简称OPP），这是一个支持被囚禁的、曾策划绝食抗议的毛主义者的团体。“无产阶级左翼”派朱迪思·米勒和雅克-阿兰·米勒（拉康的女儿和女婿）—他们是毛主义积极分子，是福柯在文森大学哲学系的研究助手—去说服这位哲学家为了政治介入行动而放弃他僧侣般的工作习惯。

但是，正是丹尼尔·德菲尔，福柯的伴侣、一名“无产阶级左翼”激进分子，提议建立一个类似于萨特曾在朗斯建立的人民法庭，去调查监狱条件。而福柯将其称之为信息小组。他关心的是，假如一个正式的调查委员会成立后，其焦点和干劲是否将会针对法国政府和司法制度。由此它直接会陷入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和司法的权力观念。一个信息小组反而会较少地受到约定俗成的政治成见的阻碍。这个信息小组会具有明显的优势来处理更加微妙的、毛细血管般的“生命权力”（biopower）形态，正如福柯新近构想它们的那样。常规的刑法方式经常会绕开了“惩罚的物质性”：日常的暴力与凌辱、法官的麻木不仁、律师的冷漠无情、监狱看守联盟（这个群体实际上管理着日常的监禁制度）所使用的蓄意阻挠策略以及家人的无助和羞愧。正是惩罚的这一“物质的”方面，正如《监狱信息小组令人难以忍受的调查》（GIP’s Enquête-Intolérable）系列丛书所详尽记载的那样，才激起法国公众舆论的强烈反感，才很快变成一个激烈政治争论的目标。

福柯比其他任何人更敏锐地意识到信息在何种程度上有可能成为一种政治武器。同样，他对无定形的权力（amorphousness of power）的新洞悉导致了对法国传统的作家使命神圣化的相关怀疑态度。因此，福柯不再希望被描绘为作家、知识分子，而是希望被描绘为“政治工具的贩子”（unmarchand d’instruments politiques）。

这样监狱信息小组就被构想出来了。

福柯

起初，福柯认为监狱信息小组只是更全面对抗当代社会以“权力—知识”（power-knowledge）机制来规训个体之能力的一个方面而已。因此，在小组最初的新闻稿中，除了监狱外，福柯还列举了医院、精神病治疗机构、大学、出版机构及其他信息机关作为类似的地点，在这些地点，专家鉴定和政治迫害享有一种有害于身心健康的、共生的温馨氛围。但是，对监狱的关注不久就获得一种独特的自治和动力。

1971年2月8日，这位《疯癫与文明》的作者就在绝食抗议仅仅几周前开始的圣贝尔纳小教堂前举行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记者招待会，宣布成立监狱信息小组。按照分发给媒体的宣言，这个组织的目标就是收集信息：“揭露监狱是什么：谁进了监狱，如何进监狱、为什么进监狱，监狱里发生了什么事，囚犯的生活像什么样子，建筑、食物与卫生像什么样子，监狱、医疗设备与车间如何内在地发挥功能；一个犯人怎么表现才能离开监狱，进过监狱的人在我们社会中意味着什么。”

福柯和监狱信息小组由此发起了“令人难以忍受的调查”。这个非正式的名字暗示了法国监狱条件令人难以忍受的本质。法国的情况与美国有所不同，法律禁止外边的人踏入监狱。因此，对外面的世界来说，监狱的真正本质是神秘莫测的。监狱信息小组的积极分子通过采访以前的犯人、监狱工作人员、看守和被拘留者的亲属，设法避开了进入现场的禁令。既然家人拥有探视权，那么他们从内部看到过监狱的条件。福柯与其同道的激进分子筛选了好几百份问卷，分析了犯人的冤情、亲人的控诉以及监狱看守的抱怨。

他们更加令人关注的调查结果之一关系到法国监狱生活的阶级偏见。一项调查发现，80%的资产阶级囚犯受益于休假制度，而只有32%的工人阶级囚犯享有这样的特权。同样，90%的资产阶级囚犯获得假释或提前释放，相比之下，只有33%的工人阶级才会享有这样的权利。法国工人阶级忍受着三重危险：（1）他们的违法行为受到了更为密切的监视；（2）他们更乐意被囚禁；（3）一旦他们入狱，他们就难以离开监狱。

调查结果在随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出版成一系列广泛散发的小册子。在这段时间里，福柯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监狱信息小组的工作。他在沃日拉尔路（rue de Vaugirard）285号的公寓变成了这一组织的实际指挥部。福柯全身心地参加小组的每项活动，从新闻稿的发布到信封的书写、打电话。

尽管监狱信息小组的适度目标据称是揭露法国监狱令人难以忍受的条件，但是福柯的调查就像毛主义者的调查一样最终具有更加激进的政治目标。关键不是改革刑法制度，而是质疑其真正的基础。当福柯在1971年2月新闻发布会上将监狱信息小组介绍给法国公众时，他解释说反对刑法制度的斗争不仅牵涉到了犯人，而且还牵涉到当代法国社会的每个成员。正如他表达的那样，“我们当中没有人可以肯定我们能避开监狱。今天这一点比其以往更符合实际情况……他们告诉我们监狱太拥挤了。如若太多的人进监狱，那又会是什么情况呢？”监狱信息小组不是像联盟和政党传统上所做的那样正式“组织”犯人和监狱工人，而是本着毛主义者的民粹主义的精神去增强他们的力量和信心，以便他们能够组织他们特有的对刑法制度的抵制。

当福柯承担监狱信息小组领导者的角色时，他谨慎地将自己与萨特所体现的普遍知识分子的模式区分开来。普遍知识分子信奉一系列不受时间限制的、超验的人类价值，而福柯提出了一种新型的介入模式：“特殊知识分子”。特殊知识分子拒绝站在弥漫于现代社会的权力之网外面，他反而努力地、有策略地在权力之网的内部工作。像毛主义者的工作台一样，特殊知识分子通过导入那些与权力有直接联系的人们的“局部知识”（local knowledge）来与权力展开斗争。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大众不需要他（知识分子）去获得知识：他们心知肚明，没有幻觉；他们远远比知识分子更明白事理，他们当然能够表达自己”。在福柯看来，那些自我标榜为高级理论真理的学识渊博之人，自诩是大众的代言人或代表，他们其实就是规训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样的规训社会在依赖或束缚的条件下养活他们。他们实质上是权力体系的中介者。知识分子的角色“不再是使自己‘稍微往前、靠边’，以便表达被窒息的集体真理；相反，这一角色将与权力形式做斗争，而这些权力形式却把他转化为它在‘知识’‘真理’‘意识’与‘话语’领域中的对象和工具。”

福柯关于介入的新观念是他思想轨迹总体转变的一部分；人们可能恰当地将其描绘为“认识论的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变化是由“五月风暴”的种种事件促成的。然而，在更大的程度上，这应归功于后五月时期活跃的左翼环境。

当《词与物》出版时，主流媒体利用福柯关于“人之死”的著名格言来说明他引起关注的重要原因。福柯在1966年的一次访谈中将其稍作修改，重申了这一论点，他大胆宣称道：“我们的任务就是最终从人文主义中解放自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的著作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所有政体，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是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供应他们的假冒商品。”政治积极分子从福柯的声明中得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所有政治变革的尝试被事先谴责是徒劳无益的行动。假如主体的范式实际上是过时的，那么依靠什么样的力量来实现政治变革呢？

在写给《费加罗报》的文章中，小说家弗朗索瓦·莫利亚克——萨特的长期存在的反对者之一——断言福柯的结构主义的反人道主义已成功地使萨特的方法得到更多的赞同。萨特自己的刊物《现代》尾随其后，发表了一篇题为“米歇尔·福柯的文化相对主义”（The Cultural Relativism of Michel Foucault）的评论性文章。但是，对于福柯来说，也许最大的侮辱来自于让-吕克·戈达尔深受喜爱的政治电影《中国女人》当中一个十分著名的场景。一度“亲华的”女主角韦罗妮可（安娜·维亚泽姆斯基扮演）使劲向《词与物》这本书扔了一连串的烂番茄，因为福柯坚定不移的结构主义似乎否定了革命政治变革的前景。

出于同样的原因，记者莫里斯·克拉维尔叙述了他在五月学生造反的无序和混乱中到达巴黎，他反思道，福柯有争议的格言毕竟证明是正确的。难道《词与物》没有预言“我们的人文主义文化的地质学上的坍塌，就像它在‘五月风暴’期间发生的那样”？

20世纪70年代初，福柯最终抛弃了“考古学的”方法，尽管他作为思想家的名声曾以这种方法为基础。在《词与物》中，他视人类科学的话语是自律的领域——知识图式——它们可以专门根据它们的内在逻辑来加以研究：据此规定可言说与不可言说之界限的种种规则。考古学的方法因其过度地关注语言和话语而缺少一种必要的批判性要素去把福柯的理论和左派分子的革命活动联系起来：洞察权力在日常生活“微粒子的”层面上的实际运行。事后看来，福柯大概会把《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贬为“形式上的练习”，后者在他的著作中间占据了一个“边缘的”位置。他后悔这两个文本没有论述那些更新的、更明确的、与他有关的政治主题，这些主题涉及权力和反抗的问题。

福柯对毛主义者的民粹主义的认同凸显了他形象中的某些反知识分子倾向。他承认，他将他为了监狱信息小组而进行的政治介入行动视之为一种“从我正在体验的、有关文学追求的无精打采中获得真正解脱的实践”。坚持毛主义的“群众路线”需要赞美人民淳朴的、未受腐蚀的良知，知识分子反被贬低为一伙陌生人。卢梭在他的第二篇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认为“强词夺理”要冒着腐化人民健康常识的危险。出于相似的理由，福柯开始想知道，除了普遍知识分子的落伍之外，“写作”本身是否不该作为一种论战形式而被超越。究竟毛主义者在他们忘了动词的调解功能时就不该说明这一时代为了斗争直接以革命行动的方式来表达自身吗？如若具有古典特征的知识分子实际上阻挠政治意识的获得，那么人们就不能谈论相同的“文本性”（知识分子偏爱的表达方式）吗？福柯一度坦诚地声明他更喜欢为了监狱信息小组而做的实践工作，而“不喜欢大学里的戏谑与乱写的著作”。

在与监狱信息小组一起工作的过程中，福柯试图回到在他第一部重要著作《疯癫与文明》中所提出的问题，这本书彻底挑战了承继而来的、关于社会常态的观点。在《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权力与反抗的主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事后看来，福柯或许会责怪自己在所谓的考古学阶段过度关注语言领域或话语性的领域，这是一种具有整个结构主义特色的偏见。同样，据他自己承认，他低估了权力的实践效果：权力在日常生活的平面上展开了有限的、具体的与分子式的运作。在《疯癫与文明》中，这组主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尽管是拐弯抹角地—通过福柯考察那些被社会区分为“正常”与“病态”的形态来评估社会的尝试：谁被包括在内与谁被排除在外、中心与边缘等等。在这种背景下，福柯不得不激活、复兴他称之为“非理性不受干扰的工作”（sovereign enterprise of unreason），自从启蒙运动以来，“非理性”就被隔离、囚禁并因此缄默了。多年以后，他被这本书于后五月时期在新一代激进分子中间获得极感兴趣的接收效果而激动不已。例如，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本着“反精神病学”的精神写成，注定要成为后五月时期批评技术专家技能的压抑本质的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它完全受惠于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运用的思想方法。在德勒兹的一再要求下，福柯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

回顾其早期的思考时，福柯回想起占主导地位的权力方法的概念困境和政治困境。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权力仍主要从经济方面被理解：作为一种阶级地位的功能或生产方式的所有权。的确，阿尔都塞1970年撰写的论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Apparatuses”）最初发表在法国共产党机关刊物《思想》（La Pensée），迟迟才赞同了政治与文化的半自主性影响。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中间，权力通常根据现代自然法或司法模式来考虑：作为一种权利和宪法的功能。然而这两种方法都在理论抽象化的平面上展开，这种理论抽象化经常掩饰和模糊了权力具体的、现象学的、日常的效力。这两种立场都将权力视为某种否定之物——约束或限制的体现——而不是一种生产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制造出那些最终揭示权力的真正社会本质的驯服身体与顺从自我。

在稍后的一篇访谈中，福柯这样描述了对《疯癫与文明》这种缄默不语的接受情况：“我自己在这个领域努力所做的事情却在法国知识分子左派中间招致了巨大的沉默。”这只是因为“五月事件”所创造的政治开端，福柯继续写道，“尽管有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法国共产党，但是所有的这些问题都逐渐呈现出它们的政治意义，以一种我从没想象过的敏锐说明了我的那些早期著作仍然是如此地提心吊胆、吞吞吐吐。”

因此，20世纪70年代初，在法国知识分子中间，医院、监狱、收容所和精神病治疗机构开始具有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内涵和政治意义。在左派分子中间，政治论战的观念被重新构想出来，并被重新阐述。阶级不再是政治斗争的全部。相反，作为监狱信息小组经历的副产物，民粹主义观念认为政治的真正目标是为那些被剥夺了发言权的人（被排斥者）代言。政治行动主义的新目标是为那些被系统地边缘化和被排斥发言的人创造一个空间，并且当他们的捍卫者是政党、联盟和那些假定为他们代言的“先知知识分子”时就要以一种证明是不可能的方式来创造这一空间。

在这一时期，据说福柯有一天曾对德勒兹说：“我们不得不从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中解放出来。”德勒兹回复说：“当然，我要对付弗洛伊德，你要对付马克思。”

“政治”四处蔓延，活跃于后五月时期“无产阶级左翼”等左派团体中间，这使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惊慌失措，对他们来说，无产阶级是享有特权的、排他性的阶级意识承载者。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左派分子为之努力的不可宽恕的异端学说将会平等地思考流氓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按照马克思主义教义问答的原则不能接受本来的政治意识。

正如福柯当时所指出的那样：“‘五月风暴’之后，当（政府）压制与司法起诉的问题日益变得严重时，这让我震撼不已，重新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这意味着）我们正返回到17世纪就已经存在的普遍监禁：警察机关拥有毫无节制的、任意处理的权力……如今……人们正返回到一种普遍的、没有差别的监禁。”

在福柯看来，一种全新的历史分析方法是必要的，这种方法允许人们经由人文学科对主体性的“微观影响”（microeffects）来分析人文科学的演化。福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Nietzsche,Genealogy, History）一文中概述了他的新方法。在福柯从尼采的《道德的谱系》（On theGenealogy of Morals）中判明自己的方向后，他界定谱系学家的任务是一种阐明人文主义理想及其相关的制度表现的批判事业，通过使人文主义理想及其相关的制度表现回溯到“强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特殊历史主张来实现这一阐明。这种方法不是在启蒙哲学家的崇高规划中而是在历史实践的日常变迁之中找出了这些理想的“起源”。这样谱系学的方法就驳斥了他们所自我描述的普遍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立场。特殊知识分子的技能反而“需要耐心与一种细节的知识……取决于原始资料的大量积累……（它）要求冷酷无情的渊博学识”。

这种描述方法忠实地描绘了福柯设想他与监狱信息小组一起工作的方法。在一篇发表在反文化杂志《目前》（Actuel）的圆桌座谈中，福柯解释了尼采意义上的、构成监狱信息小组实践斗争与实践目标之基础的动力。正如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实现了对“高贵的”与“卑贱的”的基督教理想的重新评估一样——在基督教之前，“高贵的”意味着权力与地位的不受约束的练习；反而随着基督教的兴起，温顺与谦恭被认为是高贵的，强力在道德上被认为是“卑贱的”—福柯认为一种重估之中的类似练习对于“有罪”与“无罪”的主导方法而言是必要的。

它的（监狱信息小组的）介入的最终目标不是将犯人探视权延长到30分钟，也不是为牢房争取抽水马桶，而是质疑“无罪者”与“有罪者”之间的社会差别与道德差别……面对这种刑法制度，人道主义者大概会说：“有罪者是有罪的，无罪者是无罪的。然而，犯人与其他人一样，社会必须尊重他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因此，安上抽水马桶！”相反我们的行动不去关注隐藏在犯人背后的灵魂或人，而是努力去消灭处于无罪与有罪之间的深层区分。

也就是在圣贝尔纳小教堂新闻发布会后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监狱信息小组就出版了第一本小册子《20所监狱的调查》（Enquête dans vingt prisons）。尽管这份调查没有包含统计信息，但是它含有两份完整的调查问卷，并选录了有代表性的答案。在福柯为这本48页小册子撰写的序言中，他重申了调查并不是有意去改善或削弱一种显然是压抑的体制，也不是有意使不可接受的东西变成受欢迎的东西。相反，监狱信息小组的调查旨在揭露“监狱社会”（carceralsociety）的欺骗。它会遭遇一种处于那些交界处的社会，而这种社会在那些交界处以“效率”“权利”和“规范”的名义发挥作用。在详述了毛主义者的“民粹主义”路线后，福柯继续写道：

这些调查不是由一群狱外工作的专家完成的；调查者（也就是犯人）是那些正在被调查的人。该由他们开口说话、击垮壁垒、表达什么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并不再去忍受它。该由他们去负责那种防止压迫被施加的斗争。

在随后的一年半时间里，福柯和监狱信息小组又出版了3本小册子。他们的调查包括各种各样的议题，从审查犯人邮件的单调程序到上升的犯人自杀数的悲惨描述（仅在1973年就记录了43名自杀者）。

1971年2月，正当福柯宣布监狱信息小组成立的时候，前面提及的绝食抗议正开始向蓬皮杜政府施加巨大的、令人厌烦的压力。为了结束第一波抗议，当局准予了许多犯人的新特权：更加自由的探视权、不受限制地读报纸、听广播（这两项是以前禁止的）等等。为了防止即将来临的罢工浪潮，政府又同意了额外的特许权：单独监禁的最长时间从90天降至45天；审查犯人邮件的规定被废除了；调整休假的规定也放宽了限制。一项新的政府授权被确定下来，以保证惩罚在法国的每个监狱里被公正公平地执行。以前，监狱曾是法外监视的地点；监督几乎是不存在的。

通过监狱信息小组的调查，人们才知道图尔地区负责人曾明确指示医务人员不要去治疗生病或受伤的犯人。根据监狱精神病学家埃迪特·萝丝（Edith Rose）博士的观察，对待犯人的习惯做法就是捆绑着他们的手脚，每次让他们一动不动地呆上几天。犯人们经常被虐待。他们被任意地拒绝给予哪怕是最微乎其微的消遣和快乐：服刑期间不能踢足球；每天限量给五六根烟。萝丝博士谈到了犯人结束多达一年的单独监禁后会得严重的精神错乱。她对监狱制度令人颤栗的控诉发表在毛主义者机关报《人民事业报》的特刊上（1971年12月18日）。她抄写摘要发给了蓬皮杜总统和司法部长勒内·普列文。当政府当局试图削弱她的可信性时，福柯在《解放报》发表文章，铿锵有力地站出来支持她的辩护。对他来说，萝丝博士是新型“特殊知识分子”的原型：具体信息和棘手事实的提供者，而不是空洞无物的、徒劳无益的理想的提供者。

监狱信息小组1971年对监狱自杀者的调查产生了一种特别深远而又广泛的影响。由于监狱信息小组的努力，法国监狱生活不人道的、有辱人格的条件在几个月内成为头版新闻。

在随后的18个月里，暴动和绝食抗议席卷了法国监狱系统。大规模的骚乱出现在里昂、波瓦希（Poissy）、格勒诺贝尔、德拉古尼昂（Draguignan）、南希和尼姆（Nîmes）。总共有35个监狱经历了大动荡。考虑到犯人的与世隔绝、羞辱性的规训程序和他们经常遭受的监视技术，以及任意的文化剥夺行动，彻底的造反很可能是解救犯人唯一的办法。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动乱可以间接地追溯到监狱信息小组的努力，它努力激起犯人的政治意识，并提高他们自我组织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