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魏晋玄学与文学的关系
(上篇)
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魏晋玄学是十分突出的现象,影响范围之深广,显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哲学领域,而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士人生活以及文学艺术息息相关。这里就玄学概念的内涵,玄学发展的几个阶段,玄学探讨的主要论题,玄学与魏晋士风等问题做一些讲解。
(一)玄学的由来及其内涵
玄学名称中“玄”的概念来自《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此两者(有和无)同出(出于道)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切变化的总门)。”这里的“玄”是指幽昧深远的意思。
“玄学”的名称,最早见于沈约《宋书·何尚之传》。
从现存文献来看,魏晋人称呼“玄学”,有一系列相近的概念,如玄远、清言、微言、名理等等。
汤一介先生曾给魏晋玄学下了一个定义。所谓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企图调和儒道,会通“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所讨论的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来讨论有关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表现为远离“世物”和“事物”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问题。(参见《郭象与魏晋玄学》13页)
(二)玄学发展的几个阶段
1、正始玄学
以何晏(190-249)、王弼(226-249)为代表,其主要理论成果是“贵无论”思想。他们直接祖述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之说,认为“无”是根本,“有”非根本。但是何晏、王弼的“贵无论”的提出,主要目的还是揭示如何认识和处理现实政治的问题,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如何调和儒道的问题。
在何晏之后,王弼进一步发挥了何晏的思想,不过明显要严密和系统得多。王弼是正始玄学的大家,他的玄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老子道德经注》、《周易注》以及《老子指略》(辑佚)和《周易略例》中,俱见今人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说,何晏、王弼的学说以道为本,以儒为末,而根本上是为了调和儒道思想,为当时处于困境的儒学找到一条出路。但是随着何晏的被杀、王弼的早逝,正始玄学可谓无疾而终。
2、竹林玄学
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玄学,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
对于“自然”的体认,嵇、阮曾作过一些探讨。以“自然”为“本”的本体论哲学,是正始玄学的思想基础。何晏、王弼倡贵无说,着重理论建构。嵇康、阮籍的自然本体论与何晏、王弼不同,仍带有汉代宇宙论、天人论的色彩,在宇宙生成问题上持元气论。但这并不完全意味着玄学思想的倒退,因为嵇、阮的理论中剔除了汉儒天人学说中的神秘成分,他们以自然之气为万物本原的目的,是为人性自然的人生哲学提供理论依据。
嵇康、阮籍对于自然的认识,着眼点并不在宇宙生成的理论探讨,主要还在社会和人生。他们由天道自然联系人道自然,认为人类应遵循自然之道,所以提出了自然无为的主张,这当然是同现实中的名教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礼法名教的名利、是非观念,才导致了社会纷乱。
嵇康、阮籍的思想是经过现实的影响以后发生了改变的,所以不是单纯的崇道斥儒或外道内儒所能概括的。他们早期也有何晏、王弼等正始玄学家试图用儒道调和的办法来拯救时弊的思想,但是随着高平陵政变的发生,政治局面日趋严酷,司马氏虚伪倡导名教,使他们感到必须彻底揭露名教的虚伪性。这就是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主张的现实基础。
3、中朝玄学
随着竹林玄学的失败,特别是西晋时期社会现实的改变,在元康时期,出现了裴頠的崇有论和郭象的自生独化论思想。
裴頠(263-300)反对贵无论,提出崇有论。与裴頠几乎同时的郭象(253-312)在“有无”问题上则有自己的看法,主要体现在他的《庄子注》当中。郭象也否认在“万有”之上有另一个造物主,“无”只是“有”的消失,只具有语言和概念上使用的意义,没有实际意义。“有”则是绝对的唯一的存在。不过,与裴頠不同的是,在郭象的思想体系中,“有”有两重涵义:它既是抽象的存在(万有),又是具体的存在物(有),两者又是同一的。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体用如一”。万物的产生都是“自生”,万物的变化又都是“独化”的。
4、东晋玄学
东晋时期,士人谈玄基本上是重复西晋时期的论题。如声无哀乐论、养生论、言尽意论、才性论、圣人有情无情论等等。在玄学理论上取得的创新并不明显,值得一提的似乎只有张湛的《列子注》。虽然关于《列子》一书的真伪问题,迄无定论,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从《列子注》了解他的玄学思想。张湛的玄学理论,主要来自郭象。
在张湛的哲学里,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混乱与矛盾。既然主张物自生、独化,也就意味着承认“有”,否认在“有”之前有“无”存在。但他又讲一切归于虚寂,那就否定了自生、独化,是承认“无”的存在了。张湛哲学宣告了玄学理论发展的终结,虽然引入了佛教般若思想,却并没有充实提高玄学的理论水平。
(三)玄学探讨的主要论题
1、言意之辨
言意之辨涉及言、象、意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于言与意之间的矛盾,《周易·系辞上》曾引用孔子的话说: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真实)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在孔子看来,语言不能穷尽思想(意),圣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立象以尽意”。所谓的“象”,是指《周易》中的卦象和爻象。但事实上,“象”与“言”一样,都是具体有形的,不可能完全地表现抽象的“意”。
庄子把“意”看作对于“道”的领悟,是不能用具体的语言来表现的。正因为“言”只是表现“意”的工具,而不能穷尽“意”,所以在领悟了“意”之后,“言”就不重要了。由此,庄子又提出了“得意而忘言”的观点。王弼正是充分领悟了庄子的思想,因此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
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
这段话是讲如何理解《周易》,王弼认为要获取事物的真谛,就不能拘执于外在的形式,要深入领略事物内在的精神实质。
与王弼的观点相反,后来西晋的欧阳建(约267-300)著有《言尽意论》,提出了“言尽意”的理论。“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苟其不二,则言无不尽矣,吾故以为尽矣。”(《全晋文》卷109)在当时同样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欧阳建对“意”的理解,与王弼并不相同。对于日常具体事物的表达来说,欧阳建的理解是对的,但就王弼所说的对无限这一本体(抽象事物)的表述来说,“言不尽意”是正确的。因此,“言尽意”论并没有驳倒“言不尽意”论,“得意忘言”论成为魏晋南朝普遍信奉的哲学理论。
2、情感问题
首先,玄学针对情感问题展开讨论的是关于圣人“无情”与“有情”的问题。
何晏认为“圣人无喜怒哀乐”之情,王弼则肯定了常人的感情,也肯定了圣人的感情。如果说圣人和常人有所不同,那就是圣人智慧超凡,能体认本体,智慧和修养极高;能“体冲和以通无”,不为情所制,即“应物而无累于物”。
其次,在论及普通人如何对待个体情感问题时,向秀在《难养生论》中指出:人的一切情感欲望都是与生俱来的,因而都是合于自然的,都不应该被节制。张辽叔与向秀的观点基本一致。嵇康则主张对“情”应该有所节制,这才符合养生之道。事实上,根本的焦点还在于双方对于世俗之情的态度是有较大差异的。嵇康并非不重情,相反,在《释私论》中说:“值心而言,则言无不是;触情而行,则事无不吉。”可见,他的节情养生,是出于对于世俗的厌恶,是欲突出己之高洁,认为世俗之情不合于自然,只有超越世俗、超越礼法的情欲才合于自然。
3、声无哀乐。
“声无哀乐”是玄学讨论的一个重要论题。《世说新语·文学》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王导为东晋玄谈领袖,“声无哀乐”显然已不限于音律,而成了名士喜欢谈辩的题目。《南齐书·王僧虔传》引录王的《诫子书》也说:“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可见,不了解“声无哀乐”,甚至没有谈辩的资格。
嵇康是出色的音乐家,有关事迹文献多有记载。《声无哀乐论》是其玄学音乐观的集中体现。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主要就是针对儒家这种功利主义音乐观而发,认为音声的本体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不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还进一步进行了深入阐释,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音声之无常”,一个是“心之与声,明为二物” 。
(四)玄学与魏晋风流
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来说,玄学思想对于魏晋士人的人生态度、行为方式有着最直接的影响,这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魏晋风流或是魏晋风度。但是玄学思想本身是极为复杂的,在不同时代又有着发展和变化,伴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局势、社会风气以及士人的个体精神追求等因素,所谓的魏晋风流又呈现出多样的面貌。这里,我们就结合各时期的玄学思想,重点来探讨魏晋士人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
1、竹林风流与嵇康、阮籍的悲剧人生
一般认为,魏晋名士风流首推“竹林七贤”。人们习惯上还将玄学发展的分期定为“正始玄学”、“竹林玄学”和“中朝玄学”。那么,以此推论似乎应该存在着受玄学思想影响的所谓竹林风流存在。七贤确有其人,而学界对于当时是否存在“竹林”以及“竹林之游”的问题,却是迭见纷出,迄今无定论。事实上,我们对于“竹林”与“竹林之游”问题的探讨,确定其究竟存在与否固然重要,但这不应该是我们所要得到的最终答案。更重要的是“七贤”的“竹林之游”本身与玄学的发展有无密切关联,在当时有无产生直接影响,也就是涉及所谓的“竹林玄学”及“竹林风流”问题,而这一点是往往被学者们所忽略的。即便“竹林”与“竹林之游”确实存在,但玄学思想没有构成其群体存在的精神支柱,那么所谓的“竹林之游”与一般的友朋欢聚畅饮无异,很难称得上“竹林玄学”及“竹林风流”。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说,竹林之游即便存在,恐怕也是极为松散的一个群体,维系的时间也不会太久。从其玄学思想和个人品格来看,也存在较大差异。可以说,竹林七贤虽屡为后人所提及,但作为促进玄学思想的发展以及由此带动的名士风流来看,嵇康与阮籍的影响力显然更大。《魏氏春秋》列《嵇康传》,竹林诸贤系之于后,谢万作《八贤论》,于七贤中仅列嵇康。东晋、南朝每谈及玄学义理,多离不开嵇康的“声无哀乐”、“养生”等玄学理论,说明其人格与思想在后代影响之大。阮籍的言行在当时和后来也多为名士们所仿效,同样是魏晋风流的先驱。
嵇康、阮籍围绕“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个核心思想,展开了自己的哲学思考以及立身行事,成为正始时期名士风流的名副其实的代表。嵇康、阮籍早期也有何晏、王弼等正始玄学家试图用儒道调和的办法来拯救时弊的思想,但是随着高平陵政变的发生,政治局面日趋严酷,司马氏虚伪倡导名教,使他们感到必须彻底揭露名教的虚伪性。这样一来,若想刷新儒学、调和儒道,也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名教与儒学几乎是不可分的,否定名教,就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否定儒学。
嵇康、阮籍对于名教的批判,也可以说是名士风流的一种精神层面的体现。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
首先,对于礼法之士的虚伪、丑恶,不遗余力地给予讽刺与揭露。
其次,对于名教制度和理念的弊端进行深入地剖析。
再次,对圣人与儒家经典采取轻视和非议的态度。
因为嵇康、阮籍的思想并不象何晏、王弼那样,专注于针对玄学本体论提出系统的理论见解,而是主要体现在人生哲学方面,所以在对名教进行思想批判的同时,在具体的人生追求、处世态度以及行为方式上,他们也同样体现着“越名任心”的名士风流,只是由于两人性格的原因而存在着某些差异。
先来谈嵇康。
嵇康的人生态度,一向以“旷达”为表征,这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在污浊的现实面前,他向往庄子那种任情逍遥的人生境界,并以这种方式来实现个性自由的追求,充分体现了玄学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
嵇康崇尚庄子返归自然的人生哲学,但与庄子所追求的泯灭自我、与道为一的人生境界不同。《庄子·齐物论》云:“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庄子泯灭物我界限,“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齐物论》),妻死鼓盆而歌,处穷闾厄巷,而泰然自若,完全达到坐忘的境界。这与其说是一种人生境界,不如说是一种纯哲理的境界,这种境界并不具有实践的可能性。
嵇康在实际生活中似乎确也实践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世说新语·简傲》刘注引《文士传》载:“康性绝巧,能锻铁,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环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家虽贫,有人就锻者,康不受直(值?)。唯亲旧以鸡酒往,与共饮啖,清言而已。”他常与向秀、吕安“率尔相携,观原野,极游浪之势,亦不计远近,或经日乃归,修复常业。”(《太平御览》卷409引《向秀别传》)在《山巨源绝交书》中说自己“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可见,他经常到大自然中去体味无拘无束的生活。
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而把嵇康看作一个隐士,或者是希望成为隐者的人,如果真是那样,他也许就不会成为悲剧的典型了,千载以来仍令后人为其遭遇唏嘘不已的名士风流自然也会大打折扣。嵇康虽厌恶世俗,但他偏偏不能脱离世俗生活;他向往与世无争、宁静逍遥、与自然亲近的生活,但偏偏又时时关注着现实,以自己的言行表达与当权者相对抗的姿态。孙登在当时是彻底脱离世俗、归隐山林的隐士。他选择的人生道路也是一种反归自然的道路,是岩居穴处的道路,当然也是与世无碍的道路。虽然嵇康与孙登有过较深的交往,但他并没有选择这条道路,所以很难保全。这里,引用罗宗强先生的一段话作为结论:“嵇康的悲剧,也可以说是玄学理论自身的悲剧:从现实需要中产生而脱离现实,最后终于为现实所抛弃。……嵇康自身,并非以反对司马氏之行动而被杀,但司马氏之杀嵇康,却实在包含有打击名士们的对立情绪、给予警告的意味。从思想上说,嵇康的被杀是‘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言行为名教所不容;从政治上说,他却是不知不觉代表着当时名士们对于司马氏势力的不满情绪,他的被杀是司马氏在权利争夺中的需要,借一个有甚大声望的名士的生命,以弹压名士们的不臣服的桀骜。”(《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114页)
再来谈阮籍。
阮籍也向往庄子的人生境界,他笔下的“大人先生”比嵇康笔下的“宏达先生”更接近于庄子式的理想人格。这样的人物显然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文中借大人先生之口说:“今吾乃飘摇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餐汤谷(太阳升起的地方),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这与庄子笔下所描绘的“藐姑射山”的神人没有多大差别。
阮籍幻想精神翱翔于无何有之乡的庄子式的人生境界,但却又面对着一个十分凶险的政治环境。《晋书·阮籍传》载:“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李秉《家诫》载,司马昭云:“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品评;褒贬)人物,可谓至慎乎!”从这两段话里可以发现,阮籍身处乱世,一方面是对现实极度失望而“酣饮为常”;另一方面是顾及性命安危而谨慎做人。嵇康说阮籍“口不论人过”,自己每每学习,却又做不到。事实上,阮籍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名教的蔑弃以及种种纵情背礼的行为,远远超过了嵇康。名教对于居丧有严格的规定,但阮籍并不放在眼里。
与嵇康不同的是,阮籍的行为虽有悖于名教,放纵不羁,但仅仅表现在生活方式上。在政治上,他比嵇康成熟,无论对时局还是对世人,从不正面发表意见,对司马氏政权当然也就没有害处。名声很大而于政权并无妨碍,杀了他,既于当政者毫无好处,又会面临残害名士的指责。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何曾之辈极力欲置其于死地,又每每得到司马昭的保护了。但阮籍这样的人生态度,对他自己来说是异常痛苦的。玄学人生观为他带来了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但现实环境和惧祸心理,却让他只能走浮诞玩世一途。
2、中朝风流及玄学依据
与嵇康、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想不同,西晋玄学家极力追求名教与自然的调和。名教主宰社会秩序,成为独尊的正统思想,引导着士人的入世行为;“自然”在士人那里,不过是调节生活情趣、培养出世情怀罢了,甚至名教即自然的思想也有存在。正始玄学那种创新超越和带有强烈批判的学术精神不复存在了。受玄学思潮的影响,西晋士人所追求的名士风流,带有更多的世俗享乐色彩。
郭象的玄学理论在西晋最有影响,也可以说是魏晋玄学理论的集大成的结果。郭象的玄学思想直接影响着士人的人生态度和处世行为,西晋士人所谓的名士风流,与郭象“适性”的哲学思想有直接关系。
我们主要是从玄学思想影响士人处世行为的角度,来分析所谓名士风流的思想渊源的。但毫无疑问,又不能把士人的上述行为完全归结为受玄学的影响。当时政局的混乱和道德标准的缺失,本身也是导致士人没有操守的重要原因。当时士人所体现出来的处世态度,也还远不止上述这些。嗜财如命、攀豪比富等等,也是一时风尚。
西晋士人的所谓名士风流似乎也不全是令人厌恶和鄙视的。在适情哲学的指引下,怡情山水也成为士人纵欲享乐的人生情趣,在山水之中世俗的情感和趣味得到了雅化。
3、东晋风流的自然适情
我们前面说过,东晋时期的士人谈玄基本上是重复西晋时期的论题。在玄学理论上取得的创新并不明显,值得一提的似乎只有张湛的玄学理论。他所提出的虚无,虽然来自庄子和何晏、王弼的正始玄学,但这里显然也受到了佛教般若学所倡导的“一切皆空”(虚空)思想的影响。他的理论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混乱与矛盾。如果说张湛哲学之于东晋名士风流的意义,那就是影响了东晋士人追求宁静的精神境界而又不失逍遥适情的人生态度。东晋士人追求宁静闲适的精神天地,与西晋士人的物欲追求恰成对照。
东晋时期,虽然追求宁静精神世界的人生旨趣影响着名士群体,但玄风的色彩还是相当浓厚的。士人尚清谈、追求超然从容的风度,依然是其生活的主流。有些问题在第一个专题中有所涉及,这里就不展开谈了。
(下篇)
玄学在本体论、方法论等方面的理论探讨,直接影响着魏晋文人的思维方式,在文学理论和创作上都有鲜明的体现。特别是玄学与诗歌的结合,在东晋时期还出现了玄言诗。
(一)、玄学思想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
1、玄学本体论与文学理论
玄学关于本末、有无等关系的辨析,体现着对事物存在根本原因的探讨,是一种本体论的哲学。何晏、王弼的“贵无”论,裴的崇有论,以及郭象的自生独化论,都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探讨问题的。文学理论上对于文学本原问题的认识,虽然有零散与完整、个别与一般之别,但无疑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玄学思想的影响。
陆机《文赋》中,对于文学创作的各个环节有许多精妙的体会,与玄学思想不无关系。但《文赋》只是探讨如何作文,而非宏观上的文学专论,因此玄学思想只是时有渗透而并不贯穿全文,其具体观点也比较零散而缺少体系。
真正从本体论的角度去发现文学存在的依据,并全面论述整个文学现象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序志》篇中,他对魏晋以来的各家文论进行了批评,指出以往文论有成就,但又都有不足,而共同的弊端在于“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也就是说,以往文论均未能从文学的源泉上来揭示,所以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他谈及陆机的《文赋》,认为它新巧却碎乱。的确,正象前面所说,在创作方法上《文赋》立论较多,而没有从根本上揭示文与道的关系。
《文心雕龙》的体例结构突出体现了玄学本体论的影响。《原道》篇是直接应用玄学本体论来解释文学本原问题的。刘勰《文心雕龙》在讨论具体问题时,同样运用玄学本体论的思维方法。玄学在本末、有无问题上强调崇本举末、贵无贱有。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刘勰论文也强调“正末归本”。可以说,刘勰将“崇本举末”的玄学思想方法贯彻在了《文心雕龙》全书之中。
2、言意之辨与文学理论思维及创作实践
“言意之辨”作为魏晋玄学的重要命题,不仅是玄学家谈辩的口实,还在于它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当这一哲学命题渗透到文学领域时,给文学创作及理论思维所带来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从文学的角度看,哲学领域的“言”,由语言转向为文辞;“意”则由思想转向审美意趣和审美体验。言意之辨对文学创作及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承认言不尽意,同时明确寻言可以观象,寻象可以观意。也就是说,既承认语言的局限,又肯定语言具有相对的表现力。这就要求作家和文论家认真总结言与意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使“言”能在最大程度上表达“意”,同时充分利用“言”的“不足”,使“意”的表达更富于艺术张力。意象理论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说明。
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中,言意之辨突出体现在文学创作论方面。事实上,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来看,王弼所说的“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对于文学鉴赏论中对文外之意的领悟应当也存在相当的影响,如“象外之象”,“境生象外”等等,只是在六朝时期不十分明显而已。钟嵘《诗品》谈及赋、比、兴时,将“兴”解释为“文已尽而意有馀”,虽然仍从创作的角度着眼,但多少涉及到了诗歌鉴赏的问题。
陆机《文赋》在谈及文学创作的构思时,通过“言”、“意”、“物”三者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一般作家经常遇到的“意不称物”和“文不逮意”的苦恼。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继承了陆机《文赋》论创作构思的基本观点。他在文章中也强调言意相乖是普遍规律。《神思》篇还直接谈到了言不尽意的问题:
刘勰认为,造成陆机所说“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现象的原因,除了上述“言”、“意”之间这种天然存在的差距之外,主要与作家自身的素质有关。
除了讨论创作构思之外,刘勰在《隐秀》篇中也涉及了言意问题,不仅关乎创作论,也关乎鉴赏论,此外,刘勰也认为从理论上把握创作的共性,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3、才性之辨与文学批评
才性之辨是正始年间玄谈家们十分热衷的一个论题,直到东晋年间仍有余波。
理论上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才性的同异离合即所谓的才性四本论上。关于“才性四本”,史书的记载十分有限,《世说新语·文学》载:“锺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刘孝标注云:“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文多不载。”可见,在南朝时期,“才性四本”的具体内容就已经不可考了。
从对文学批评影响的角度看,“才性之辨”在三个层面有较大的意义:
第一,才性关系大体被理解为体用关系。
第二,情性得自先天,不可更易。
第三,对不同性情、才能进行等级的划分。
上述三个方面不同程度影响到六朝时期的文学批评,文论家常把作家的个性气质与创作才能和风格联系起来,认为二者之间是一种体用关系。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气说。人的个性之所以有别,是因为“气”存在着差异。“气”本身的含义十分复杂,这里大体相当于作家的个性与性格之类的血气、气质,这种“气”是一种先天的与生俱来的禀赋(照应前文第二点)。气对于作家的创作风格,作品成就的高下,都有着直接的影响(照应前文第一点)。虽然曹丕在区别了四种文体之后说“唯通才能备其体”,但事实上他显然更注重对偏才的分析(照应前文第三点)。
刘勰的《文心雕龙》同样也受到了玄学有关“才性之辨”的影响。《体性》篇深入探讨了作家个性气质与文学风格形成之间的关系,文章以才、气、学、习为决定作品风格的主观因素。认为“气”和“才”都得自先天,所谓“情性所铄”,“吐纳英华,莫非情性”;而“才”又取决于“气”,所谓“才力居中,肇自血气”。至于“辞理庸俊”和“风趣刚柔”这些文学特征的体现,都是与作家的才、气分不开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环节中,刘勰在肯定“才”、“气”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了“陶染所凝”的后天“学”、“习”的重要性,甚至说“功以学成”。由此看来,刘勰不忽视后天学习的观点,较之前人显然更为客观合理。不过,在四者当中,他最看重的还是“才”与“气”,还不厌其烦地举出了十二位作者的个性气质与创作风格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单纯以才、气来论风格也未必客观,但它至少说明了作家才性与文学风格之间“吐纳英华,莫非情性”的关系,后代的文论家也大多沿用了这种方法。
刘勰论风格,不但强调风格是作者个性的体现,而且善于将风格分类,这也同样受到了玄谈家按性情、才能对人物进行品评和分类的影响。
(二)、玄学与魏晋诗歌
玄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与诗歌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玄学理论的探讨,理想人格和理想人生境界的追求,以及玄学思考问题的方式等等,均会在诗歌中体现出来。今天看来,玄学对于魏晋诗歌的影响是有程度上的差别的,从诗歌的艺术效果来看,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不可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耐人寻味的是,南朝时期的文论家对这种结果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影响所及,后代的诗论家也可谓众口一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于玄学与诗歌关系的探讨逐渐引起重视,许多问题被提出来,研究也走向了深入。
学界一般习惯把东晋时期受玄学影响十分明显的诗歌称为玄言诗,有时其范围还不局限于东晋,甚至上溯到正始时期,下延到刘宋时期。为更好说明玄学与魏晋诗歌的关系,这里主要谈四个方面的问题,即玄言诗的界定与流变问题,“淡乎寡味”辨析,玄学思想方法与玄言诗的艺术特征,玄学与其他诗歌题材。
1、玄言诗的界定与流变问题
应该承认,南朝的文论家虽然对玄学给诗歌造成的不良影响多有批评,但并没有使用“玄言诗”这个概念。萧统在《文选》中列举了二十三种诗歌类型,其中也没有所谓的“玄言”。刘勰、钟嵘曾对玄学波及诗坛所形成的不良局面,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
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文心雕龙·时序》云: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
从刘勰的两段话中可以看出,所谓“正始明道,诗杂仙心”,指正始时期的诗歌多阐明老庄思想并杂有神仙家之言。至于“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二句,互文见义,说明东晋时期老庄思想充斥诗坛,诗歌成了讲解老庄之道的工具。而刘宋初年,山水诗开始兴盛,老庄思想逐步从诗歌中退却,即“庄老告退”。刘勰在批评正始和东晋诗歌的时候,指出了玄学影响诗歌所形成的主要特征,是老庄之道弥漫诗坛。钟嵘《诗品序》云: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於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左,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温)、庾(亮)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钟嵘这段话中谈到了西晋永嘉时期,诗歌受老庄思想影响,呈现出“理过其辞”的特点,直到东晋孙绰、许询等人的诗歌依然“平典似《道德论》”。
可见,在玄学影响诗歌所形成的主要特征等问题上,刘勰和钟嵘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在谈到玄学与诗歌的关系时,往往着眼于其负面影响,强调玄风弥漫与诗歌的枯燥乏味,而并不是对这个问题作出全面客观的分析和评判。后人往往以此为据,将玄言诗的内涵的界定局限在这些批评话语的范围,显然有以偏盖全之嫌。建国后早期的几部文学史就是这样。
王钟陵先生在《玄言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5期)一文中对玄言诗的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指出:“凡是以体悟玄理为宗旨的诗概属于玄言诗。体悟玄理有两条途径:一是直接从理性入手,二是从感性形象入手。前一条途径形成枯燥的说理诗,后一条途径则能够产生一些将一定的感性形象和一定的理性内容结合起来的篇什。”他的这种观点应该说是比较符合玄言诗发展的实际情况的。依他的观点,刘勰等人对玄言诗的批评,显然更多集中在第一类上,有些不够全面。
明确了玄言诗的内涵,再来对其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应该是一件并不困难的事情,但因为玄言诗作品的大量散失,加之文献资料的歧见,无形中增添了不小的麻烦。从现存文献的记载来看,多数论者主张玄言诗兴盛于东晋中前期。
2、“淡乎寡味”辨析
钟嵘《诗品序》云:“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於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左,微波尚传。”所以人们习惯用“淡乎寡味”来指称玄言诗的特征。但是钟嵘的话显然过于概括,即便刘勰等人的评说,也多是“柱下旨归,漆园义疏”之类,不够具体。为了更加客观认识这一问题,对于“淡乎寡味”这一历史评价的形成原因,还要做一些深入分析。这里一方面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剖析玄学思想方法对玄言诗审美意蕴的影响,另一方面结合钟嵘、刘勰的诗学观来分析其对玄言诗的态度。
首先,玄言诗也是士人人格的一种文本体现。士人人格追求的基本方式,决定了玄言诗“淡乎寡味”的突出特征。
其次,东晋士人在诗歌观念上也是大抵认同“淡”的创作风格的。
再次,“淡乎寡味”并不是玄言诗艺术表现的全部,钟嵘、刘勰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与他们的诗学观念分不开的。
3、玄学思想方法与玄言诗的艺术特征
玄学“立象尽意”、“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冥观静照”等思想方法,给玄言诗带来了多方面的艺术特征,这显然不是用“淡乎寡味”所能够概括的。
首先,“立象尽意”与玄言诗对自然物象的重视。
其次,“得意忘象”与玄言诗意象的高度概括性。
再次,“冥观静照”与玄言诗的静态清趣之美。
4、玄学与其他几种诗歌题材
玄学对诗歌的影响,除了直接形成玄言诗之外,就是在一些题材中体现了玄学的人生观、理想人格和人生境界,另外,还有对于哲理感悟的浓厚兴趣。
首先是游仙诗。
嵇康、阮籍诗歌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反映高蹈出尘、避祸全生思想的,或者可以干脆称其为游仙诗。这些诗歌中寄托了他们对于实现玄学理想人格和到达玄学理想精神境界的渴望。在魏晋游仙诗的发展道路上,嵇康、阮籍的诗,打上了深深的玄学烙印。至于郭璞的《游仙诗》,有些也能看到玄学的影子。
其次是山水诗。
山水诗与玄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也可以说山水诗的出现,就是玄学的以玄对山水而直接促成的。这从晋宋时期谢混、谢灵运等人的诗歌中,看得还是很清楚的。
总的来看,玄学作为魏晋时期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与文学发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重点讨论的是文学理论以及诗歌创作与玄学的密切关系,事实上玄风所及之处远不仅此,就文体而言,赋、论辩散文乃至志怪小说中,都有玄学的影响存在,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作深入分析了(可参考皮元珍《玄学与魏晋文学》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