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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的分隔和争论，在欧洲近代历史上由来已久，内容广泛。1959年，斯诺(C.P.Snow,1905-1980)剑桥大学的讲演《两种文化及再谈谈两种文化》鲜明地提出“两种文化”的问题，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一方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方是科学家，并尤以物理学学最为代表。两种文化的提出又一次引起知识界的聚讼纷纭。20世纪七十年代初斯诺为他的《两种文化》增订本写的一篇前言，这样概括了自己的基本立场：
　　第一，我们（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在走向极其危险的境地。危险之一是热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尽管是现实的，但概率小于另外两个主要危险：世界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人口膨胀以及所导致的苦难的前景。
　　其次，这些危险并不是由技术或我们现在所谓的应用科学带来的，这是我们理解、控制和利用自然界某些方面的能力。技术具有两面性：行善和威慑。在全部历史中它都给我们带来了福和祸，对此，我一再重申过。
　　第三，我们必须用以反对技术恶果的唯一武器，还是技术本身。没有别的武器。我们无法退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伊甸园。
　　第四，人们必须了解技术、应用科学和科学本身究竟如何，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需要有一种共有文化，科学属于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分。否则我们将永远看不到行善或作恶的各种可能性。